从《金瓶梅》看明代司法制度
时间：2021-03-07 04:01:2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金瓶梅》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由作家个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描摹出我国16世纪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广阔图景。(虽然表面上记述北宋徽宗朝历史，实际与嘉靖朝史事暗合处较多。)书中涉及许多与司法有关的情节。这些情节，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一窥明代的司法制度，特别是明代府县与军卫两大司法系统的关系。本文就以下两个问题略加讨论。
一、《金瓶梅》与明代县级司法审判
《金瓶梅》一开篇就提到小说故事的主要发生地——清河县。县是明代地方政府最基层的实体政权，它同时也是明代最基层的审判机构。明人王阳明在其文集中写道：“看得新开崇义县治，虽经本院委官缉理经画，大略规模已具，终是草创之初，经制未习。该县官员若不假以威权，听其从宜整理，则招徕安习之功，亦未可责效。除行守、巡、兵备等衙门外，牌仰知县陈瓒上紧前去该县，首照十家牌谕，查审编排，连属其形势，辑睦其邻里，务要治官如家，爱民如子，一应词讼、差徭、钱粮、学校等项，俱听因时就事，从宜区处。”“通过王阳明的记述，我们看到，明代知县的职权所涉范围是多方面的，听“词讼”的司法职能是其中的重要一项。《大明律》规定，“凡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作为明代最基层实体政权的县级政权承担了基层审判的责任。
明代县的职官包括知县、县丞、主簿、典史、教谕、训导等。这些职官名称在《金瓶梅》中都有体现。《金瓶梅》第10回李知县呈给东平府的申文落款为“知县李达天，县丞乐和安，主簿华何禄，典史夏恭基，司吏钱牢”。知县为掌印官，是一县之长。他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听狱讼”，即“狱讼必询其情理考诸律例而决之，有不伏(服)，请陈于上为雪理焉”。老百姓把明察秋毫、为民伸冤的知县官称为“青天老爷”，反映了普通民众之命运安危系于知县之司法权行使正当与否的现实。因此，审判案件为县官最重要的职掌之一。《金瓶梅》中李知县办理武松打死李皂隶案件(第10回))，知县李昌期办理武松杀潘金莲、王婆案件(第88回)，知县霍大立办理吴月娘诉陈经济逼死西门大姐案件(第92回)，都是县官行使审判案件的职能的体现。而在李知县办理武松打死李皂隶案件中，可以看到明代县官办案的一些特征。
明代法律规定，官员在审理案件时“有罪则有招，无罪则无招”，即犯人招供是定罪的重要依据；加之当时侦查取证技术有限，刑讯逼供在所难免。虽然明代对刑讯是有所限制的，“凡鞫问罪囚。必须依法详情推全，毋得非法答楚，锻炼成狱”；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刑讯逼供经常出现，有时甚至闹出人命。这在文武司法官员的办案过程中都有体现。《明宪宗实录》记载“(陈)逵镇守通州等处，有告发军卒魏镇罪恶者，逵严刑讯之。镇竞死，其子具奏诉冤。”这里，军卒魏镇即死于刑讯。刑讯时最常用的笞、杖等刑具，其尺寸、重量都有“定制”，涉及人命等重案用夹棍、接指等；在查得实情后，或释或保，或杖或羁，作出判决。正是由于刑讯逼供，经常造成屈打成招。《金瓶梅》第10回，李县令在审理武松打死李皂隶案时，收受西门庆的贿赂，采取刑讯逼供。县令喝令“三四个皂隶、役卒抱许多刑具，把武松托翻，雨点般篦板子打将下来”，“须臾打了二十大板，打得武二口口声声叫冤”。这正是明代县官在审理案件时刑讯逼供的体现。
明代实行复审制。(万历)《明会典》记载：“凡狱囚鞫问明白、追勘完备，徒、流以下，从各府州县决配。至死罪者，在内听监察御史，在外听提刑按察司，审录无冤，依律议拟，转达刑部，定议奏闻回报。”复审的具体规定以五刑轻重而定：“笞刑，州县一审终结，不复审；杖刑，八十以下，由州管辖者，不复审，由县管辖者，六十以上申府复审，一百以下初审后应申府复审；徒、流刑，由州县初审者，应申府复审，并转呈按察司决定；死刑，州、县申府详，府转按察司，按察司于会审后转呈刑部或都察院，再转大理寺详议，最后由皇帝钦定。”李县令在审理武松打死李皂隶后，给东平府陈文昭上书“武松合依斗殴杀人，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律绞”(第10回)。这里，李县令判定武松绞刑，依律将死刑案件“申详府”，上报清河县上级东平府，体现了明代的复审制。此外，李县令在上书中提到“合依斗殴杀人，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律绞”，与(万历)《明会典》中“凡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㈣完全吻合，反映出小说乃以明代为历史背景。
二、从《金瓶梅》看明代府县与军卫两大司法系统
在明代，军、民司法分属两大系统。司府州县负责民人案件，都司卫所负责军人案件。由于明代军民杂处，一些案件必然既牵涉卫所又牵涉县，如军民纠纷等，这便涉及卫所司法制度与县级司法制度的关系。这些在《金瓶梅》中都有所反映。
《金瓶梅》第30回提到，蔡京保举西门庆为“理刑副千户”。理刑千户是卫所司法制度中一种官员的名称。明代的军事司法机构，在中央有大都督府断事官。洪武元年(1368年)“立大都督府断事官秩从五品”主管全军司法工作。在地方，于洪武四年(1371年)在各都卫(洪武八年之后改称都司)设立断事司，“置断事一人正六品，副断事一人正七品”，负责军人词讼。洪武三十年(1397年)，定各卫所官制，“指挥、同知、佥事四，千户三，百户、镇抚二”。西门庆担任理刑副千户，掌管全卫的刑狱之事。
明代中后期卫所司法制度与州县司法制度的关系在《金瓶梅》的一些情节中也有所反映。《金瓶梅》第47回写到，西门庆在审理完陈三、翁八案后，“申详东平府”。第30回已经提到西门庆任卫的理刑千户，这里西门庆办案后需“申详东平府”。明制：“凡军民诉户婚、田土、作奸犯科诸事，悉由本属官自下而上陈告”。作为理刑千户的西门庆处理的案件应属卫所范围，向上陈告本应申报都司断事司，但却申详府县。这可能是当时州县不断插手卫所案子的反映。
(万历)《明会典》记载：“凡军官、军人，有犯人命，管军衙门约会有司检验归问。若奸盗诈伪、户婚田土、斗殴与民相干事务，必须一体约问。与民不相干者，从本管军职衙门自行追问。”根据这条法律规定，卫所司法系统只能独立审理与州县民户不相干的军人非命案。如果牵涉民户以及军人命案，必须与管辖民户的行政系统司法官员一同审理。明初，重武轻文的风气尚存，府州县官的品级又相对轻于卫所官，常不能与之抗衡。因此，都司卫所司法能够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但随着文官的地位日益提高，行政系统的司法权不断向都司卫所司法体系渗透，到明代后期，卫所司法的独立性逐渐丧失。地方官吏已能对涉及军民两方的财产纠纷案独自做出审判。
另一方面，本来军中最高司法机关——五军断事司的存在，使得五军断事官作出的裁决，和刑部、督察院审理的案件一样，直接移送大理寺，作最后的审核。但建文(1399-1402年)中，五军断事司废置，中央刑部掌管军人司法，都司卫所司法官失去军界主管机关后，军中再有疑难案件，只能向刑部呈报。在地方，随着行政系统司法权力的逐渐渗透，卫所司法的独立性受到影响，甚至卫所司法机构也成为裁撤的对象。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裁革狭(陕)西行都司副断事”、隆庆元年(1567年)“裁革山西都司副断事一员”等都是其例证。
此外，一些地方官勇于任事，敢于惩办违法乱纪的军卫官员，也使卫所司法的独立性受到挑战。《明世宗实录》记载：“甲辰(1544年)初，除州卫指挥佥事徐爵以侵克军粮被讼于州，知州王邦瑞得爵奸状，欲抵爵监守自盗律。爵潜走京师，邦瑞因即遣人诣京师，踪迹其事，具告于中城御史张瑶。瑶笞爵递解回州。爵乃诬奏邦瑞枉法，且言邦瑞遣人赂瑶，故瑶为邦瑞出力，事下巡按御史王鼎问状。瑶回籍听候，鼎按爵所奏皆无验，仍拟爵赃罪，邦瑞准赎，瑶复职。至是，都察院覆奏爵等罪，皆允当。御史张瑶虽勘无受嘱徇私情弊，而擅笞职官不行参奏，举措轻率，亦不为无罪，宜令覆勘以闻。得旨，依拟发落。张瑶仍行巡抚都御史逮问，于是巡抚保定都御吏钱如京拟上瑶纳赎还职。上以瑶不谙事体，命调外任”。此案中，知州王邦瑞以“监守自盗律”惩办侵克军粮的卫所官员，表面看来是按律法行事；但作为文官系统从五品知州，将同为从五品的卫所官员指挥佥事依律治罪，则反映了地方州县司法已逐渐高于卫所司法。
总之，《金瓶梅》作为一部小说，通过写宋朝的事情，实际反映明代中期的社会现实。作者明写西门庆以金吾卫副千户之职在山东理刑，很像宋代的提刑，但实际上又有明代一卫之理刑千户的影子。这或许是作者杂糅宋明两朝之制，因而略显前后矛盾，也可能有掩人耳目的目的。当然，文学作品不同于史料，存在加工、演绎的成分，必然与史料有一些出入。但小说的作者用曲笔的方法记录了一些明代司法制度中的丑恶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历史研究中史料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