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锁记 [王安忆邂逅“金锁记”]
时间：2020-07-13 07:27:3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金锁记》是作家王安忆的第一个剧本，但并不是王安忆第一次同张爱玲扯上关系。2004年，同样是由她操刀的这个剧本，便被电视剧《围城》的导演黄蜀芹搬上过上海的戏剧舞台。时隔7年后，这出戏由导演许鞍华再次制作，从香港北上，一路演到北京。有趣的是，这也是许鞍华第一次导演舞台剧，而许鞍华同样也和张爱玲有着紧密的联系――她导演过电影《半生缘》、《倾城之恋》，并被称为“最忠于原著的导演”。
自从小说《长恨歌》成为王安忆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以后，她就被频繁地称为“海派”作家，被称为“张爱玲后又一人”。而此番话剧《金锁记》的大规模上演，似乎更验证了这两位不同时代的上海女作家之间难以磨灭的关联。
对此，王安忆并不否认，虽然她更喜欢人们知道她和张爱玲的区别。“只要你看过我的作品，就知道我和张爱玲有本质不同。”上海总被人们认为是“张爱玲的城市”，王安忆却说，她更希望上海是知识分子的城市，是鲁迅、巴金的城市。比起张爱玲，王安忆更钦佩鲁迅。
除了“海派”外，评论界对王安忆还有一个说法：风格多变。她的作品往往透露出不同的时代和地域背景，如《小鲍庄》来自她16岁下乡插队时的安徽农村，以文革时期为背景如《启蒙时代》，以上海为背景如《长恨歌》，以明代为背景如《天香》，似乎每一部作品都指向一个不同的方向。但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中，却有一点永恒不变――写实。王安忆是坚定的写实派，她喜欢写日常生活。她是推理小说迷，她喜欢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其中一条理由便是“阿加莎最生活，谋杀的理由也罢，发生的场景也罢，都是常理，都是日常生活。”对此，王安忆自己有总结：“我尊重日常生活。”
对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重点叙述或许部分来自于母亲茹志鹃。茹志鹃也是当代文坛一名重要的女作家，代表作《百合花》曾被茅盾极力赞美。而在茹志鹃的笔下，“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十分少有，尖锐的矛盾冲突也不多见，更多的是普通人的性格和生活，普通人和时代的关系。
母亲并不希望女儿也成为作家，但王安忆还是坚定地走上了这条道路，并立志要比母亲做得更好。在写小说的道路上，她当然是成功的。《小鲍庄》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而广为人知的《长恨歌》更是获得了包括茅盾文学奖在内的诸多奖项。
除了《金锁记》外，王安忆还曾经将哈代的中篇小说《挤奶女的罗曼史》改编为话剧剧本《发廊童话》，但她的第一身份无疑还是个“小说家”。她不擅长制造戏剧冲突，需要从别人那里得到一个戏剧的“核”，再进行创作。相对剧情，她更重思想。她的小说风格含蓄，需要仔细静心品读方能得其中之妙。王安忆认为自己没有原创剧本的天赋，可是写小说，她认为自己是有天分的。
京华周刊：为什么选择张爱玲的《金锁记》作为第一部改编的剧本？
王安忆：《金锁记》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张爱玲作品。它的戏剧性最强，故事的冲突也很强。曹七巧是个“强烈”的人物，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往往都是“物质化”的，是受过城市文明熏陶的，可是曹七巧，她带有一种“原始性”，她的欲望特别强烈，有物欲，有生存的不安全感。张爱玲的故事往往是透彻的，到好就收了，只有《金锁记》是到了底的。
京华周刊：张爱玲的作品是出了名的难改编，改编这部作品中有没有遇到困难？
王安忆：这是我第一次改编剧本，改了三稿，应该说还是很顺利了。可能别人觉得张爱玲的东西难改是有一些“迷信”在里头，认为她的东西不敢动。我删掉了原作里儿子长白那条线，主要是技术上的考虑，因为一出戏的时间和空间有限，这条线对于戏剧来说有点分散，很难处理，会让整个戏的紧密度下降。而从我个人的价值观上的判断来说，我不喜欢这条线，心里不能接受，因为太阴暗了。在小说中，曹七巧拿房事来刺激儿子，暗示媳妇是个性欲很强的人，这些都是用叙述的方式写出的，如果改编成戏剧的对话形式，会很难听。
京华周刊：部分由于个人价值观的原因，您删了那些戏份，那么，在这出戏里，有没有您个人想要表达的价值观？
王安忆：写剧本，我是新手，所以在写的过程中我比较关注技术方面的问题。从价值观上说，我想表达的就是一个女性的抗争，曹七巧很不幸，她的世界很小，她所有的抗议和挣扎都报复在她的亲人和自己身上了。
京华周刊：有了这次的改编，您的名字又和张爱玲挂钩了。似乎自从《长恨歌》后，您就和张爱玲撇不开关系了？
王安忆：这些都是外界进行的联想，有点身不由己。只要看过我的作品的人自然会明白我和张爱玲有很大的不同，只不过有很多机缘凑巧碰在一起了。比如《长恨歌》，第一个评论的是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王德威，他写了一篇评论，说我是“张爱玲后又一人”，这就是他定的调子。后来人们有很多想象，认为张爱玲的人物后来的生活就是我在写。其实这么说很“骗人”，我真正写到40年代的上海的，也就是《长恨歌》这一部。可能是因为我们都是写上海的日常生活，都是写实派，所以总是被一块儿提到。我知道外界这么说都是为了我好，是说我的好话。
京华周刊：提到您，另一个撇不开的词就是“上海”了。您的故事发生的舞台很多都发生在上海，但您并不是上海人，那上海能称得上一个“精神故乡”吗？
王安忆：如果要填表格填籍贯的话，我应该填福建的。我生在南京，后来在上海生活。我也说不好上海话。你知道的，城市人是没有家乡的。而就我个人来说，我们家断裂带比较大，我的父亲是海外回来的。写小说方面，上海是我最熟悉的地方，是故事的舞台，但谈不上精神家园，现在的城市本来就缺少那种“精神”。我是个没有根的人，根本就说不清楚是哪里人，姑且说上海最切合实际。
京华周刊：您的作品中有很多“追求自己得不到的东西”的女性，像《长恨歌》里的王琦瑶。您自己的性格中有这样的一面吗？
王安忆：我欣赏这种女性，这种女性有一种很挣扎、很奋不顾身、很强烈、很抗争的欲望的感觉，就像飞蛾扑火。我自己没有这一面，就是因为没有才会欣赏。凡是当作家的人，对现实都有一种惧怕，只能在想象中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在这之中如鱼得水。
京华周刊：在当代文学评论里，您被归类为“知青文学”、“寻根文学”、“海派文学”这些不同的类别，为什么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
王安忆：这些类别都是有时间顺序的。从我的身份上来讲，我当过知青，下乡插过队，我是知青作家，但其实我并没有写过什么知青作品。“寻根文学”是因为我写了《小鲍庄》，这个归类还算比较恰当。而“海派”就是因为《长恨歌》，但“海派”其实是个很暧昧的词汇，各种标签很多。这个词最早是鲁迅先生说的，有贬义的意思。这是一个评价不高的词，但是现在似乎也找不到别的字眼去概括上海这些作家。很多人说“海派”，但是你要是问他是什么意思，其实是不清楚的。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很难为文学归纳潮流的时代了，各个作家的情况都很分散，不像以前，是有一阵一阵的文学潮流、文学运动的。
京华周刊：鲁迅先生是您喜欢的作家？
王安忆：是我非常尊重的作家。小说是个很世俗的东西，总的来讲就是写故事。为什么我们喜欢张爱玲，是因为五四以来的小说家对日常生活都是批评的态度，大众是被启蒙的对象，而张爱玲，她对日常生活有兴趣，所以她写的故事好看。小说是市民阶层发展起来的产物，所以一定是大众读物。鲁迅的风格其实和小说是最为抵触的。他是一个严格的现实主义者，对日常生活带有批判的态度，但他的小说依然那么好，他给我们提出了一种可能性，让我们看到小说中能有怎样的思想深度。即使是故事，小说也要有理想。没有鲁迅，小说的理想会放低很多。
京华周刊：提到小说的理想，那么在您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有没有一个一贯的“理想”，有没有发生变化？
王安忆：我写作的时间比较长，只能说我现在比以前写得更加熟练，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我一直是写实的，只有自己经历过的生活我才有写作的欲望。比如《长恨歌》的第一卷，写40年代上海，常常被看成很好的部分，但是我自己觉得第一卷是比较弱的，因为那是我没有经历过的生活。至于“理想”，我没好好问过自己这种问题，确实这么长时间的创作一定有主导的东西在其中，但我自己不是那么“自觉”，只能说是一种精神价值的取向，希望能达到比较优美的、比较好的境界吧。
京华周刊：除了是作家外，您现在还是复旦大学教授，在大学课堂上，您如何向学生们讲述“文学创作”呢？
王安忆：在写作课上，主要就是讲技术问题。对于作家来说，天分无疑是最重要的，但是天分是教不出来的。所以我们只能就技术层面进行探讨。
京华周刊：如果让您来向读者们概括一下“王安忆是一个怎样的人”，您会怎么说？
王安忆：作家是很感性的，我很难概括我自己。如果要概括的话，我只能说，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文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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