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出有因”的《克拉丽莎》]事出有因的意思
时间：2018-12-29 03:22:3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事出有因”源于华莱士・马丁对“motivation”一词的理解与翻译，是指作者为作品中所使用的创新的艺术手段或非同寻常的内容提供合情合理的动机，也是一种现实主义叙事作品的基本特征。《克拉丽莎》是塞谬尔・理查逊的书信体代表作品，小说因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在英国以及欧洲文学史上，都有着非凡的影响。本文以“事出有因”这一叙事角度为切入点，分析这部小说的叙述技巧和艺术特色，从而让读者对18世纪英国小说的性属和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关键词： 《克拉丽莎》 “事出有因” 叙事特色 书信体
叙事学理论研究者美国的华莱士・马丁将“motivation”一词灵活地翻译成“事出有因”，这是对叙事学理论的一种阐释角度。叙事学是一门研究作品的叙事及结构的理论与科学。马丁认为，文本作者的创作是为作品的创新而采用某一艺术手段，为其文本的内容服务，如果此动机合情合理，并使得作品在内容上增加真实感，在艺术特色上增加现实感，这种文学的表现手法即为“事出有因”［１］（４８）。
“事出有因”是任何一种现实主义叙事作品的基本特征［１］（６８）。也就是说，在现实主义创作中，作者在打算创作故事的开始时，就要对自己所使用的写作技巧作出合情合理的现实主义的解释，这是反映现实主义作品的一种基本的叙事方法。小说是典型的以叙事为主的文字形式。18世纪是英国小说史发展上一个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小说主要以现实主义为标记，涌现了塞谬尔・理查逊、亨利・菲尔丁和劳伦斯・斯特恩等许多著名的小说家。他们的作品通过文本的形式，用某一特定的叙事方式来反映人性，再现客观事物和生活中进行的实际活动，尤其是理查逊的书信体体裁创作实践，更是在叙事上凸显独特性，给后来那些致力于小说改革的作家和叙事学评论家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和研究基础。“理查逊创造了一种集叙述样式、情节、人物和道德主题于一体的文学结构”［２］（２９）。本文从“事出有因”这个角度来分析它的叙事特色。
“事出有因”的叙事技巧可以使作者在虚构作品的创造时更贴近读者，增加读者对作品来源的可信度，缩小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为了淡化这种陌生，就需要对作品进行深加工，作者一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第一，作者为作品中人物角色的各种心理、行为活动等提供合乎情理的原因。第二，精心选择人物，也即进行人物的塑造。第三，将非虚构文学中的社会现实在作品中再现。［１］（４７－４９）下面以《克拉丽莎》为例，来分析理查逊是如何在作品中运用“事出有因”的叙事技巧，从这三个方面完成小说叙事的。
18世纪女性所受的教育是有限的。女性的道德标准如保持美德、行孝道等行为指南基本上来源于一些宣传的小册子。但是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克拉丽莎受了良好文化和教育，一直是个“好孩子”，聪颖贤能，孝敬父母，正因此她获得祖父的偏爱，并继承了他的遗产，却也因此遭到了家庭成员的嫉妒。她的父母把女儿的婚事看成是一种交易，无视女儿的幸福。克拉丽莎想争取自己的婚姻，她做了很多尝试，试图说服自己的父母，但是她的权利被剥夺了，家庭的极端态度和措施使她窒息。为了爱情，她被囚禁，视自由为最可贵的克拉丽莎，被迫放弃了家庭，选择了私奔，这种心理和行为也符合她不屈服的性格；然后，为了自由，她牺牲了对爱情的追求，当自由与信仰相冲突时，她又宁愿选择信仰，放弃生存的自由，为自己的权利和命运谱写了一曲生命之歌，向世人证明了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格魅力。死，是她的权力，也是她的选择。但是，她的选择在18世纪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等待她的只能是死亡。但是，她连死的自由都几乎要被父母所剥夺。倔强的克拉丽莎没有屈服于家庭最后的命令，最终选择了自己的归宿。她的决定来自于她的心理，而这一切又符合她的性格，所以，小说中，她的死被描写成一种安宁和解脱：“那样一种微笑，一种迷人的平静洋溢在她甜美的脸颊，这似乎是在证明她永恒的幸福已经开始了。”［３］（vol4：347）这是一种新生，这种不同寻常的情结，引起了当时英国读者的极大震撼，而这又与人物性格相符，这种力量恰恰是来自理查逊对人物的了解和塑造。
在小说人物塑造上，理查逊更是独具匠心。书信体小说并非是理查逊独创，他之前的作家也写过书信体小说，但是他们在内容上多是记录浪漫的传奇故事，很少真正塑造人物。为了让读者相信，消除陌生化，理查逊开始致力于探讨人物内心复杂的心理过程，对人物心理尤其是女性心理的淋漓尽致的描写，是过去小说中罕见的。马莎・罗伯特认为：叙事中起作用的更基本的力量是心理力量。克拉丽莎细腻的情感，复杂的心理变化，都真实地记录了女性思想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她愿意用死来维护自己权益、捍卫女性尊严的坚强意志和至死不渝的心理，更是震撼了西欧千千万万人并为之哭泣，也因此点燃了感伤主义的火焰（吴景荣）［４］（４９３）。理查逊的人物塑造，以心理感觉为载体，掺合外部现实世界的投影，改变了他之前小说家只是对真实人物模仿和改写的状况，使人物更加贴近读者，克服了简单化和表面化的东西，更真实地展示了人物的心理活动与情感变化，给读者一种前所未有的即时感与现实感。在小说的结尾，理查逊更是用点睛之笔，揭示了作品的力量之所在。当时作品大都以“幸福的结局”收尾，但是“《克拉丽莎》却以女主人公的死亡来结尾，从而为英国小说的悲剧性结局埋下了种子……”［５］（４８），克拉丽莎也被认为是西欧文学作品中最具反抗性的一位女性之一。
罗伯特・斯科尔斯与罗伯特・凯洛格在合著的《叙事的本质》（The Nature of Narrative）（1966）中指出：经验的故事是真的，是忠实于现实的；而虚构的故事是忠实于理想的，是关于美与善的，必然存在着说教的、道德的冲动。理查逊借助于虚构的故事，将克拉丽莎的美丽与善良撕裂给读者，这种说教与冲动更好地再现和抨击了当时社会所提倡的伦理道德，以及女性行为的准则和典范。但同时，《克拉丽莎》也是在忠实于现实的基础上，向传统的父权制度挑战的一部作品。小说在开始叙述了克拉丽莎不听从父母和兄长的意愿，这就拉开了她对父权社会和命运的挑战序幕。在18世纪，女性作为弱势群体，处于社会的边缘位置，在生存和发展空间上面临着局限和困境。她们没有权利自己作主选择婚姻，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家长的命令和安排。可是，克拉丽莎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始终没有屈服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凭靠她自己单薄的力量进行着反抗。在遭受了身体的强暴和精神上的折磨后，她选择了死亡。克拉丽莎的行为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可理喻的，出版后轰动一时。她的这种古怪的心理反应在那个时代可以被归因于外在于自我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女性所受到的关于贞洁的教育。它也可以被归因于反常的冲动，这些冲动应该服从于当时社会的伦理道德的观念，而这正是作者所立意要揭示的宗旨。他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根据正统的道德标准，塑造了文本中的现实。正如热奈特和卡勒注意到的那样，小说中的人物的思想感情如果符合他们各自的年龄与其各自在阶级中的地位，就可以被认为是现实的。理查逊正是在作品中着眼于现实世界，对人物的心理和行为动机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小说人物合情合理，合乎各自的社会身份，一封封书信既构成了小说文本的要素，又在内容上承转结合，衔接和过渡自然贴切，水到渠成地证明了克拉丽莎是父权制度的牺牲品，从而有力地鞭挞了父权制度。
理查逊通过“事出有因”的叙事，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伯贡齐的理论，克服了作者叙述和第一人称叙述各自的局限，很巧妙地处理好了叙事理论中关于作者―叙事者―小说人物三者之间的关系，使得《克拉丽莎》在布局谋篇上推陈出新，形式、题材、内容融为了一体，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统一建构在作品中，这也是文学界和评论界一直很关注的问题。
根据伯贡齐的观点，作家是存在的，并且作家与叙述者不能截然分开。“18世纪或19世纪小说的作者完全有权力以某个人物的姿态出现在自己的故事中”［６］（１９１）。理查逊从不同写信人的角度，借用不同的叙事者描述客观发生的事件和各自的心理，用符合他们身份的语言和各自的“第一人称”讲述构成了小说文本。在这部作品中，理查逊隐藏了自己，而让小说人物通过写信的方式担当着叙事者的身份，每个角色都成了叙述人，使得读者觉察不到作者的存在。这种叙事特色避免了作者在作品中主观的个人议论，像是洞察一切的无所不知的上帝，这也映证了亨利・詹姆斯坚信小说家“作为虚构事件的叙述者，他不在任何地方”的观点。但是，理查逊在作品中又是无处不在的，因为每一位写信人都是作者的代言人，他们的心理和行为都是作者的精心安排和巧妙的构思，他们的活动实际上又达到了让读者全能视角的感受。
理查逊的这种叙事将传统的“全知视角”和“限制视角”集于一体。第一人称叙事中“相机式”（the“camera eye” mode）和“传记式”（the“autobiographic”mode）叙述是伯贡齐长期理论的精髓所在。他认为“相机式”的叙述者只是一个局外的观察者，尽管记录下周围发生的事件，但是却让读者看不到摄像者，因此读者也就无从得知作者本人的个性与观点。而“传记式”的叙述者却是文本中的主要人物，参与到故事中间，把所经历的一切记录下来，成了小说的内容，读者所能感受到的都只是作者的一面。但是理查逊在这部小说中，将同一人物、同一事件，从不同写信人的视角里呈现出来，这样为读者展现出不同的个性和特征。这种不停的角度和时间的变换，摆脱了从前叙事角度的单一，也避免了伯贡齐第一叙事人称中的这两种叙述方式的弊端，使得叙述者即使在较大的生活范围内，也能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合适的地点，并且丝毫看不出作者任何斧凿的痕迹，这既可以充分展示人物角色丰富的思想和行动，又可以将事件的进展更好地告诉读者，让读者可以从多个角度获取信息，从不同视角感受事件的多面性和真实性，从而缩小了文字与现实的距离。
作品的虚构性和作品中作者如何进入人物的意识，是现实主义叙事赖以建立的基本成规。叙事的成规有很多，但是其中能使读者感到最愉悦的应该是那些不仅不会对故事的可信性造成一种破坏，而且相反，应该是那些使得故事非常自然化并因而使之可信的成规［１］（７４）。尽管理查逊一再声称《克拉丽莎》是他虚构的作品，但是，为缩小这种虚构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理查逊还是非常认真而且客观地将小说的形式与内容自然地融会在一起。情节的“事出有因”，使得这部小说开始了真正的人物塑造，摆脱了以前小说和书信体作品形式上的单一和内容上纯文学的肤浅。正是由于“事出有因”，这部小说成了一种反映现实的工具，它使得小说创作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丰富了文学的创作形式，构建了当时文学内容上的一方空间。“事出有因”推动着情节的发展，使得这部小说带给读者除了艺术上的享受外，还有一种道德上的说教意义。他的作品“使小说摆脱了低级趣味的纠缠，成为既能娱人又能教人的著作，甚至可以说他的小说在当时的教化力量胜过任何一本教义”［７］（４２８）。整部小说通过独特的视角，优美的语言，严谨的结构，把人性中的美撕裂并展示给读者，将女主人公的经历和18世纪英国女性受奴役的地位融合在一起，把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有机地结合在叙事特色中，这就是《克拉丽莎》的成功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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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09年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女性物化现象――英国18世纪小说的性属与文化”（2009sk2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