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拇指狂欢的文化意味 狂欢文化
时间：2018-12-25 03:28:4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手机短信文学的存在已经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对手机短信文学的文化批评中，最多的声音是以“狂欢”来定位其价值。而这种“狂欢”的定位却存在着理想化的主观定义。本文以韩颖琦的《拇指的狂欢――手机短信文学正在成为新时尚》（见《文艺争鸣》2007年第五期）一文作为论证的批评文本，论述拇指狂欢的文化意味。
关键词：手机 短信 拇指 狂欢
如今，手机已经成为了人们必不可少的联系工具。而随着手机使用的普及，短信文学成为了步网络文学之后的一种时尚。手机短信已经开始与文学联姻，已经成为当今时代人们的一种时尚阅读活动，成为一种拇指的“狂欢”。而对于“狂欢”的理解则往往只停留在手机短信的浅层，比如，手机短信文学参与者的数量化，把手机短信文学内容的宣泄情绪化夸大为是对权威和传统的颠覆。笔者以为，手机短信与文学的联姻是消费时代的产物，面对当今手机短信文学对人们生活的影响，特别是它所产生的“狂欢”色彩，回避是不可能，这已成为大家的共识。而应该怎样对待这种“拇指的狂欢”呢？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为了避免论述的空泛，笔者以韩颖琦的《拇指的狂欢――手机短信文学正在成为新时尚》（见《文艺争鸣》2007年第五期，以下简称《拇指》）一文作为批评文本，与其商榷。
在《拇指》一文中，集中论述了手机短信文学的“狂欢”面目和民间性，并且以巴赫金的狂欢作为理论支援，提出当今手机短信文学是民众的狂欢节，体现在三个方面：大众性、宣泄性和颠覆性。而笔者认为，《拇指》一文过分夸大了手机短信文学所具有的“狂欢”意义。因为当今的手机短信文学所具有的“狂欢”与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并不能等同。
因此，本文就以《拇指》中所论述的手机短信文学呈现的三个“狂欢”内涵作为批评的逻辑起点，并请方家赐
教。
一、对《拇指》的批评
（一）关于大众性
《拇指》一文认为，手机短信文学使文学的门槛降低到几乎与地平齐。全民大众都体验到了一种自由的开放。《拇指》一文借用了巴赫金“狂欢”的理论资源来解释手机短信文学的文化意义。《拇指》认为，手机短信文学使全民都体验到了一种狂欢的文化浪潮。笔者以为，这种观点是一种二元对立的观点，以电子传媒时代与前电子传媒时代的文学场――创作需要、发表形式、阅读方式的变化，来凸显电子传媒时代文学的平民意识，并且把这种平民意识上升到颠覆权威与官方的地位。这种二元对立的观点体现了一种绝对化的意愿，是充满想象的民间神话。因此，在《拇指》一文中，提出的所谓“众声喧哗、全民狂欢的大众文化时代已经来临”的界定不具有学理的合法性。《拇指》一文认为手机短信文学是继网络文学之后的又一文学新时尚，这一新时尚具有巴赫金意义上的民间性。这种民间性首先体现了手机短信文学的大众性。但是《拇指》一文对这种文学中所包容的大众性存在着理解的偏差。
在《拇指》一文中，“大众性”的概念表述不清。“大众性”到底是指手机拥有者的大众性还是手机短信创作主体的大众性？韩文并没有明确区分，而且还有概念套用的嫌疑。如在《拇指》中这样表述：“据信息产业部的有关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有超过4亿手机用户，是世界上拥有手机用户最多的国家，而且分摊着世界短信数量的50%。在第一届短信文学大赛中，参赛者遍布全国的31个省、市、自治区，人群包括学者、作家、政府官员、大学生、企业老板、打工者，等等。”从这种表述中所得到的大众性仅仅停留在手机用户的数量上。《拇指》没有进一步从学理上分析这种大众性所具有的时代流行意义。
笔者以为，从当前中国大陆手机短信的使用情况来看，手机短信的大众性是当之无愧。然而，这种手机使用的大众性并不能代表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大众性。因为，手机短信的大众性仅仅表现在短信发送的数量标准，这种数量的标准首要的原因是经济原因，短信的发送比打电话、写信便宜。当然不排除当今电子传媒社会所导致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包括感情联络方式的改变而出现的流行趋势。手机短信文学的出现是一种流行时尚，这种流行时尚属于大众文化，但和狂欢有着本质的区别。狂欢是一个理想的概念范畴，比如，它是人们自己的文化，它是自由的心灵书写，是美好家园的一种乌托邦的向往。然而，狂欢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流行性中的主体不是大众而是财团，虽然如此，大众却是流行文化必不可少的元素。也就是说，大众是被操控的身体，是作为流行性的参与元素。大众文化中操控的主体是财团。具体到手机短信文学的发送中，商业网络就是操控的主体，包括以电子技术为终端的有偿服务机构：比如手机运营商、电脑网络经营商、电视广播媒体及广告商等，在有偿服务的经营管理模式中，经济发展战略是其首要的考察指标。而经济发展战略中的流行性元素永远是他们追求的目标。虽然在经济发展的指标中，许多方面也渗透着人文精神，比如，广告词中对传统文化的描述，电视广播中对正义、善良的讲述，一些大众娱乐节目中的亲情接触，手机短信中对传统文学艺术的挪用，对亲朋好友的情感问候，这些往往成为商家操控者为了迎合大众的心灵需求而采取的一种文化制作策略。因为大众的自我表现需要另外一种空间，这种空间不是在现实的空间里，在现实的空间里，大众的自我总是被淹没在“大众”的身体里，而要找回自我的身体权利的在场，则需要一种能超越大众的空间。当初电脑网络文学的诞生和繁荣就是迎合了大众对自我解放的心理需求，而如今手机短信文学的出场则更为凸显了这一特征。
手机短信文学的诞生与其说是一种新的文学样式，还不如说它是一种流行时尚。在这种流行时尚中，既有商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成分，同时又兼具大众的一种参与欲望。在这种欲望的推动下，商家制造了一种流行时尚，而在这种制造的流行时尚中，大众得到了一种情感释放的满足，这种满足在一种似乎是民主平等自由的广场中得到实现。手机短信的开发为这种大众的情感满足找到了途径，于是，手机短信就延伸出了一种文学的内容，这种内容带有对传统文学的神韵的摹仿、对社会的一些不良风气的戏拟、对自我生存的艰难的嘲弄、对电视广播、广告中宣扬的中产阶级闲适生活的向往。因此，手机短信文学以一种狂欢的集体的宇宙论挑战了传统人们日常生活观念――认为日常生活是一种苛刻的缺憾的观念，代之以一种享受的、全面发展的生活消费理念。因此，手机短信文学表现的是一种大众文化所特有的人们对生活的理解，是在一种集体的戏剧舞台上对生活的“万象”表演：兴奋与失落、幸福与忧伤、欢乐与痛苦、戏剧与悲剧、新生与死亡、害怕与胜利等混合物的表演。就是这种混合物的集体戏剧表演催生了手机短信文学的诞生。手机使用是大众身体表演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情地释放自己，最大程度地宣泄被挤压的情绪。从而在流行的短信中借用了文学的自由翅膀，两者结合产生了一种狂欢的集体表演艺术。这种集体表演恰恰是消费时代的特点。
（二）关于宣泄性
《拇指》一文从“话语权力”观来看待手机短信文学所具有的大众话语色彩。文中说：“广大民众由于始终被“权力话语”排斥在外，由于总是处于权威者发号施令的被动接受方而备感压抑和不满。不过他们却永远拥有‘讲故事的权利’（巴赫金语），大众充分利用这一权利和自由，对社会和现实实行狂欢式的‘惩治’，这实在不失为一种机智的自我保护手段。”笔者同意这种“话语”讲述权所具有的宣泄性。正如《拇指》一文中认为，大众在现实生活中总是被排斥在“权力话语”之外，而手机短信文学则是一个很好的宣泄口。大众可以充分利用文学的自由话语，针对当前人们关注的问题，如对教育乱收费、医患关系、企业管理的描述及对媒体现状的讽刺等，虽然不能改变不合理和不满意的现实，但短信文学却是平民百姓宣泄对社会风尚不满的一种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短信文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给平民百姓提供了一个讲故事的平台。但是，《拇指》一文却又是仅仅停留在故事的讲述层面，这种民间的故事讲述权是早已有之，生生不息。但是，不同时代的人们有自己确认的生活实在世界，也有人们在故事的讲述中所向往的另一种梦想的世界。正是有了文学这一种媒介，人们才可以穿梭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讲述着故事的真实与虚假。《拇指》所缺乏的正是对手机短信文学作为一种媒介的讲述本质的分析。讲述为何源远流长，正是因为讲述是生命的建构过程，体现着时代气息。手机短信文学作为一种新时尚，它很好地满足了当今人们的讲述愿望。当今时代的一个明显特征是电子化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再是一个界限分明的世界，任何事物都存在着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性，电子化世界中的人机一体更加导致了真实与虚拟概念的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性。而这种时代的特征深深地影响了手机短信文学的表现内容。针对上文中提到的手机短信文学的宣泄性方面，同样存在着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性。笔者以为，这种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性表现为在这种讲故事的权力中所达到自我宣泄的限度非常有限，在这种宣泄的狂欢背后隐藏的是一种对人生和社会的无奈。并且在这种宣泄中，还隐藏着一种自我对既定社会秩序的认同。因此，手机短信文学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性也恰恰是一种消费行为模式。
（三）关于颠覆性
短信文学继承了民间文学中的幽默、讽拟手段，在“幽政治一默”、“开性一笑”中达到心理平衡。《拇指》一文举例说“这年头，到处都是错别字：植树造零，白收起家，勤捞致富，选霸干部，任人为闲，择油录取，得财兼币，检查宴收，大力支吃，为民储害，提钱释放，攻官小姐。”并断言如此短信，体现了对政治和性的颠覆作用。而笔者认为，未必。这种短信文学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体现了民众对自由精神的渴望。短信文学是一种狂欢精神的体现，正如巴赫金所认为的那样，这种狂欢精神无论怎样在人类历史中受到压制，它始终是人类自身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这种短信文学所蕴涵的狂欢精神却是有限的。它只是表明了一种新的观念和多种可能性的存在，这种存在是与现存秩序并存的矛盾体。手机短信文学的狂欢往往要借助于操控的主体，如手机服务运营商和杂志、报刊、网络等媒体，有时甚至是炒作的结果。如千夫长的《城外》作为国内第一部手机短信小说，由电信增值服务商华友世纪以18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获得这部小说的“无线版权”，这部总共4200字的小说被分割成60条短信“出版发行”，国内移动和联通手机用户要以每条3毛的价格通过手机短信来订阅，阅读完整部小说要花18元。4200字等于18元，对于目前中国一般手机用户来说太贵。千夫长也坦诚说，自己创作这部小说是看中了当今手机中所蕴涵的无限金钱的魅力。在此之后，千夫长的《城内》和其他手机写手的作品也相继在商业市场间找到了其位置。因此，手机文学带有浓郁的商业气息。手机短信文学的创作主体往往只是寻找一种文字游戏的狂欢，而忽略了一种文学精神的提升。如千夫长的《城外》，选择了一种在婚姻外的情感题材，写一个道德和法律都不支持的合情却不合理的婚外恋，正好符合当今人们对情感的消费思想。
二、小结
从上述分析中，本文认为，手机短信文学的出现有其必然的合理性。它是商业资本经营理念的产物。同时，它又是民间狂欢思想的一种表达方式。这种文学表达方式并不能构成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它的存在往往是寻找“点击率”和当今消费社会的卖点，如对权威力量的破坏，对爱情的永恒的嘲弄，对神圣、崇高的鄙视等。在这种消费的“点击率”中获得自己的存在权，是手机短信文学狂欢的文化特征。但在这种狂欢的文化背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当今消费社会自我生命的萎缩。在这种自我生命的萎缩中，哪里才有对话的可能？在通讯日益发达的今天，心与心的距离却越来越远。在没有时间隔墙的全球化时代，人与人之间却如同生活在不同的时间里。在拇指移动中就可文字飞扬的的时空，却找不到自己的真实身份。于是，就有了如此的感慨：我是谁？我生活在一个真实的自我中还是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里？手机的拥有并不能改变自我的孤独。在拇指移动间穿越时间与空间的障碍，所有的一切到头来却都是失望、危险、失败和落空。
但是，笔者的行文并不是对手机短信存在的一种悲观论调。笔者只是要挑明，手机短信满足了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感受，一切似乎都可以消费。手机是消费的产物，手机短信文学也是消费时代的产物。人们在拇指的狂欢中消费了一种自由的乐趣，当然这种自由的乐趣也起到了一种文学的社会学功能意义。它表明了手机短信文学并不仅仅是一种私人的自我行动，在文学的狂欢活动中体现着一种集体的、社会性的、公共的娱乐，代表着一种“欢乐与胜利的色彩”。这种狂欢预示着一种理想国――自由的家园。在这个理想国里，居住着自由的人们，就象巴赫金钟情的拉伯雷在《巨人传》中描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黄油成山、牛奶成河，人人可以在自由的王国里“为所欲为”。这是阶级前的黄金时代，也体现了人类心灵向往的自由理想，体现着集体狂欢的人文精神色彩。因此，手机短信文学恰恰可以满足心灵自由的书写要求。在手机短信的纵情嘻闹、恣意妄为的宣泄中，同样体现了《巨人传》世界中的自由狂欢。从这个意义上说，手机短信文学构成了与权威的对立和冲突。因而，笔者认为，手机短信与文学的联姻，为大众文化中的“狂欢”补充了重要的一笔。手机短信文学的“狂欢”体现了电子传媒时代人们生活空间的变化及人们对时间的感受方式的变化。这种变化方式不是原来的精英意识所能概括得了的，而是一种精英与平民、官方与民间的一种混合物。它是一个交叉地带的特殊景观，这种特殊景观是批评应该关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