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根相煎牺牲成全抗战
时间：2021-05-23 00:03:4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七七事变后，国难当头，国共双方实现第二次合作。尽管双方再度握手，但彼此间仍然相互戒备，摩擦不断。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政策，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不断悄然升级。1941年1月7日，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向新四军发起总攻。皖南事变后，双方剑拔弩张，内战代替抗战，似已成为事实，处理稍有不当，就会对国家民族的命运造成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能不能驾驭如此复杂的局势，能不能灵活而果断地处理一个又一个异常棘手的难题，能不能争取到广大中间势力的理解和同情，这对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来说，都是极其严峻的考验。
国难当头之际，国共两党摒弃前嫌再度握手
七七事变后，平津相继失陷，祖国半壁河山遭日军铁蹄践踏。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高举全民族抗战的旗帜，与国民党摒弃前嫌再度握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围绕着如何实现共同抗日，1937年，国共两党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进行了五次重要的谈判。谈判围绕着红军改编后是否设立总指挥机关展开激烈的争论。是否设立红军指挥机关，实质上决定着红军的指挥权。
8月，由于日军进攻形势严峻，蒋介石终于让步。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宣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设总指挥部，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115师师长林彪，120师师长贺龙，129师师长刘伯承，全军编制4.5万人。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在存亡危机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这表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宣告正式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八一三”事变后，叶挺（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流亡国外，七七事变后回国）向蒋介石提出“让我来集合仍留在南方的红军和改编这些军队”，并建议改编后番号叫“新四军”。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叶挺任第四军直属独立团团长，独立团作战勇猛，赢得“铁军”称号。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后的第一支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为中共第一军。叶挺提议把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就是希望继承“铁军”和红四军的优良传统。
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8省14个地区（不含琼崖）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为叶挺，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经中共中央提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新四军的其他领导人是：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
华北抗日游击战争广泛开展后，毛泽东把眼光投向华中
1937年8月下旬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随即先后出发至华北抗日前线，三个师到12月底已扩军到9.2万余人，还发展了游击队2.5万人。1938年底，八路军进一步扩展到16万人左右，并很快在华北敌后取代了国民党的地位，成为除了日本占领军以外最具影响的力量。
华北抗日游击战争广泛开展后，毛泽东把眼光投向了华中。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在讨论中共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问题时，毛泽东力主“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會后，周恩来带着六中全会的精神来到新四军军部，帮助新四军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1939年12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来到华中敌后，负责指导华中工作。
1940年，中共中央雄心勃勃地制定了新的发展目标，要“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同时极大发展鄂中与鄂东，以便于全国工作相配合”，且要在最短时间内达到扩军百万的目标。
新四军向华中发展，面对着和八路军向华北敌后发展时不同的许多困难。首先，新四军由原先分散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指挥系统不统一，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也较差，需要经过整编训练，再开赴前方作战。其次，华中大部分是平原、湖沼、水网，地势不利于游击战争的初期发展。再次，新四军组建比较晚，而且华中敌后的政治形势比华北要复杂得多，新四军不仅要同日军作战，而且要时刻防备国民党顽固派从背后来的袭击。
1940年初，新四军的兵力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支队驻在皖南；陈毅、粟裕率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开辟苏南根据地后成立江南指挥部；张云逸率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辟皖东根据地后成立江北指挥部。
这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应该放在哪里？刘少奇到中原后向中共中央建议：抽调八路军一部南下，而在江南的新四军渡江北上，大力发展苏北。项英认为：华中的南部各省在政治上和群众基础上都对我有利，北部的发展也必须有南部配合，况且驻皖南的部队要北渡不但是困难的，而且是危险的。因此，他主张：努力发展和增强皖浙赣等地的工作。
1月18日中共举行中央书记处会议，经过研究，决定支持刘少奇的意见。19日，王稼祥起草了中央书记处致项英并东南局电，指出：“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时，又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在华中可以发展，而大江以南新四军受到友军十余师的威胁和限制的时候，我们曾主张从江南再调一个到二个团来江北，以便大大的发展华中力量。”“由江南抽兵到皖南，请考虑，因为我们觉得似乎皖南发展较难，江南发展较易，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十天后，毛泽东和王稼祥又致电项英、叶挺，强调“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并要求他们“须秘密准备多数渡江，为紧急时用”。根据这个要求，新四军江北部队立刻抓紧时机向皖东敌后发展，到三月间就从原来的五千人发展到一万五千人左右，为向苏北发展开辟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