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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权货币与外贸凭证 　　 　　1567年，明穆宗朱载�隆庆元年，明帝国开放“银禁”与“海禁”，通俗地说：这等于把帝国“央行”从北京搬到了拉美矿山。 　　道光年间，中国国库银先是因国际金融投机、继之以战败赔款出现大规模外流之际， 《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在《军储篇》中就曾这样提醒国人说： “今人只知中国之银出漏于外洋，而不知自昔中国之银大半来于外洋也”；魏源明确地将白银的大规模进口，追溯到明隆庆、万历年问的田赋纳银政策之推行，更指出中国之白银，“自产者十之四三，番舶者十之六七”，即明清以降的银子，七成左右是依赖进口的。
　　明清两朝败亡的教训自然很多，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重要原因，就在国家发行信用的努力失败之后，反而将货币出路委之于海外白银进口，从此彻底丧失国家货币主权。
　　这就要涉及货币理论的一些常识。其中很重要的第一点，就是区分何谓“主权货币”，何谓“外贸凭证”。所谓主权货币，就是指国家发行的信用，它以国家税收为基础，以国家法律为保障。主权货币既是以国民税收来清偿和保证的，故只要建立起有效的国家治理结构，得以支撑起清楚合理的税收制度，国家就有发行信用货币的保障。
　　那么，什么是外贸凭证呢?简而言之，历史上的白银和今天的美元即是。外贸凭证并没有国民的税收和国民生产总值的保证，因之就必须以贵金属和其他产品和服务作保证。
　　放弃“主权货币”而采用“外贸凭证”来调控、维持经济，这其实就是明清两朝所做的糊涂事。对明朝而言，这当然就是指放弃了“宝钞”而采用白银，它造成如下结果：
　　第一，由于国家丧失了发行信用的能力，从此明以降的中国，就无法以国家信贷的方式，直接补贴基层民生、支持基层和地方经济发展。这又进而使得基层民生和生产活动，不得不完全依赖于地方豪绅的高利贷和宗法制度。因为地方豪商掌握了大量的稀缺资源――白银，而国家却不能通过“发行信用”这一最大的利器有效动员社会，与之抗衡。
　　第二，明朝中期以来，粮、盐、棉布、海关四大税种渐次收银，而银又主要从海外贸易中得来，这是明与前代的一个重大不同之处。富裕地区纷纷放弃种田而改为植桑、织布，这就是“以对外贸易换银”的发展道路使然，而导致明王朝垮台的直接动因(农业危机和大饥荒)，自然也是这个畸形发展道路所造成。同时，导致明朝的劳动力工资不断下降，消费日益下降，基层生产活动因资金、资本匮乏而落人“高度平衡陷阱”，从而使得中国没有发生产业革命，说到底最终也是这一依赖白银而放弃主权货币，从而导致国家资本匮乏的政策所铸成。
　　第三，币制的混乱。仅就清代而言，铜钱之外，所流通银币有西班牙元、威尼斯银圆、法国王冠银币和丹麦、瑞典、荷兰及德意志铸造的Rixdollar，进入民国，军阀割据，币制更可谓大坏。仅杜恂诚先生《中国金融通史》中所列举，便有银两、银元、角银、铜钱、外国银行钞、中交两行钞、政府纸币等多种货币同时通行，实银更分元宝、中锭、锞子、散碎诸种，，称量及品质更分库平、关平和漕平诸色，其混乱复杂程度，实为世界货币史上最大之奇观。可见五百年中国货币政策的失败，到清后期，随着欧洲列强放弃银本位而采用金本位制，而走向财政彻底崩溃，届于民国期间更至江河鱼烂，造成无法收拾的局面，从而无可避免地导致外国货币长期代替中国国家发行的信用和主权货币，支配中国财政与经济发展，而这就是约500年中国历史所发生的最大偏颇。
　　从世界史的视野看，1570年代以降，又是世界史之大转折时期。从那个关键时刻起，西方不但在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中产生出民族(国民)国家政体。且更要紧的是：西洋国家通过发行信用的手段为战争牟取财政资源，从而推动了围绕着国家生存而建立起来的金融业的发展。
　　今天看来，中国与西洋之间真正的“大分流”就发生在1570年代之后。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秉承勤劳革命和市场经济道路创造国民财富的中国，却恰恰放弃了国家货币主权，即国家放弃了通过发行信用这个利器谋发展的道路。随着1564年西班牙占领菲律宾(所谓“菲律宾”就来源于“菲利普二世”之名)并据此向中国大规模出口白银，明王朝竟然“顺应世界大势”，以进口白银替代了国家信用货币――宝钞。
　　如此一来，中国的金融命运就委之于外国，中国国家亦再无通过发行信用的方式促进自身经济发展的能力。中国与西洋各国国家力量之间的大逆转，中国命运的大逆转，亦由此奠定。
　　实际上，历史上的白银，即如同二战后的美元一样，不过是“国际贸易凭证”而已。但是，自1971年8月15日美国政府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既不能以贵金属(黄金)、也不能以美国的生产能力来保证，如此一来，美元也就不再是国际贸易凭证。而当代世界最为奇妙或荒谬之处却在于：美元反而从此由国际贸易凭证，一变而为美国迫使全世界接受的“主权货币”，这也就意味着美元成了美国向全世界收税的工具，甚至意味着美国成了世界中央政府，即意味着全世界都成了美国的纳税人。
　　例如，我们以宝贵资源和诚实劳动所换取的大量美元，由于无法在国内消费，所以只能送回美国购买美国债券，客观上铸成美国得以再利用这些钱反过来继续剥削中国。且随着美国不断乱发钞，为维持我们自己手中的美元不贬值，我们的出口产品就只能越来越便宜，我们的劳动力工资就会越来越低，我们国内老百姓的消费就会越来越少。中国手里有2万多亿的美元资产，但是我们不能放开手脚大规模投资教育、投资医保、投资高科技，甚至没钱提高农民工工资，何以如此?最简单地说，就是因为我们有美元，但却没有人民币。
　　今天，面对世界经济危机，当经营美元的世界主要金融机构纷纷倒闭之际，中国政府果断地以大规模发行主权货币，即以增发人民币的方式直接刺激中国经济，扩大内需，刺激百姓消费，提高国民工资；同时，更以争取在对外贸易中尽可能以人民币结算的方式，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以摆脱美元霸权，这乃是从危机中觅得历史契机。 “读史方知今日事”――正是历史告诉我们，这一重要战略调整，乃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实践。
　　
　　“官无封建，吏有封建”
　　
　　实际上，中国人对于现代经济体制，特别是货币体制的领会，产生最早、实践也最早。元世祖中统元年发行了中华帝国第一套、但也是最后一套国家信用纸币――中统钞。这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最广泛地对于现代货币制度的天才尝试。
　　但是，国家信用货币的发行与确立，并不能仅靠对于现代货币体制的天才敏感、超前的领悟与设计(恰如今人所谓“现代金融工具”、 “金融衍生品”之天才设计一样)。因为金融体制创新，与一套动员全社会的紧急机制(战争机制)之间，有着密切而悖论的关系。同时国家信用的发行与确立，亦要有全社会相应的财富支撑能力。但从根本上说： 国家信用之发行，根本还在国家形成有效地培养社会财富、同时向社会汲取财富、再形成集中社会财富办大事――即推动财富放大的机制。因此，所谓国家命脉在财政，财政基础在制度。而所谓制度，即一方面是国家“为民制产”、为民生财，一方面则是理顺国家税收。同时，只有以国家信用放大财富，才能刺激经济不断发展。
　　国家发行信用的体制与国家税收体制，此即 “国家能力”的重要方面――而这里的关键，尤在国家动员基层的能力。王安石有句名言： “夫合人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这些话深刻地说到了中国制度的根本。
　　唐之“两税法”之前，中国的国家形式比较简单，相应而言，基层的事务更是非常之少，故基层事务，主要由义务性的民间事务员轮流担任，斯所谓“役”；但“两税”之后，国家事务日渐庞杂，基层事务更为繁琐，基层义务性的民间事务员，于是渐成掌握会计、征发、诉讼之庞大的胥吏阶层。本来胥吏出自人民轮流为政府服无偿劳役的“役法”，可是，当胥吏变成了职业化的专门工作人员之后，政府却依然根据“役法”，不发给其俸给。如此一来，胥吏只能通过向百姓收取手续费、好处费来谋生。宋明清以来，胥吏队伍日益庞大，基层县衙中是二三百人，多者高达千人。如同明代皇帝将一切公务文牍委之于内阁学士一样，各级官员则将一切文件、税收委之于胥吏。这种上行下效的“无为主义”，于是造成胥吏将公文、公事当作私人所有物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就是世界政治史上最具中国特色之“国家行政大包干”――即国家基层行政由胥吏承包。
　　从此以来500年，中国国家只有选官机制，而无任吏机制，胥吏遂成为一师徒父子相授的世袭职位。明代胥吏地位，甚至可以出租买卖，于是富商热衷于担任“乡官”，便成为明代一大特色。除了商人之外，无缘入仕的举人、监生、贡生，更纷纷加入了吏的队伍。到了明朝后期，胥吏已经发展到“虽未掌握武装，亦已掌握粮仓”的局面。恰如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中所描述：天下饥荒而放手聚敛者，其实就是这个掌握着粮仓的阶级，与宗法制度相结合的“基层吏治”从此根深蒂固。
　　自宋代陆象山、叶适(水心)提出“官无封建，吏有封建”的核心论断以来，从黄宗羲、顾炎武到梁启超等大家论中国政治，都以此为立论根本，此绝非偶然，它都说明了“吏不良，有法而莫能守”的道理。而帝国为了治官和治吏，自然也设计出各种巧夺天工、别出心裁的方案。例如：明代正是因为对“以官治官”的“监察”机制绝望，方才发明了太监这种监察官的机制。同样的，明清两朝亦发明了以“幕僚”这种官员的私人亲信，来监察吏的机制，甚至于将胥吏分成两班，以利于互相监督揭发(所谓“上班”、 “下班”之说，即来源于此)。但其结果可以说是完全相反――这反而使得吏之上有幕僚，官之上有太监，幕僚与吏互相勾结，官与太监相与沆瀣。可见，倘若国家采“无为主义”，将行政――特别是基层行政、司法、财务、赋税全部承包给吏去处理，而又不肯发俸于吏，这就是顾炎武所说的――等于国家“放百万虎狼于民间”，胥吏最终沦为背靠官府的黑社会势力，这就是500年中国体制之大弊端。
　　历史上被广为探究的熙宁变法，其核心其实是以货币改革为手段，而以吏治改革为目的。王安石自称“理财”之官，实则是长于“理政”，因为王荆公明白：两税法后，国家放弃分配土地，即等于放弃了最核心的经济职能，或者意味着国家官僚在个体小农眼里只干两件事：一日收税，二日征发。既然国家提供不了什么有价值的服务，反倒是地方豪强可以提供些保护、救济、种子农具之类，长此以往，臣民自然只知有“豪族”不知有“国家”，政权根基自然因之松动、流失。 王安石更认识到：放弃分配土地的职能，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高枕无忧只等收税，而是意味着国家必须开拓新的思路、为基层提供新的服务，否则就要为民众所抛弃，继而为基层民众依赖的地方豪强所挟持。
　　而他所开拓的新思路，就是提供以“青苗钱”为核心的国家信贷服务。豪强之所以能在没有公权力的前提下控制地方，令小民百姓趋之若鹜，是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着稀缺的经济资源，若有急难，不靠他们自然不行。故而根治豪强的办法，就是让他们手中垄断的资源不再稀缺。青苗法的实质，就是国家以财政实力为后盾，与地方高利贷者竞争基层信贷市场，即通过向乡村大量注资，压低利率，保护农民的土地不被兼并。因为在国家无法再分配土地的现实中，保护农民现有土地就是国家可能提供的最宝贵的服务，也是国家建立基层信誉的最有效途径。
　　实际上，今天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大幅扩大小额低息信贷，挤压农村地区的高利贷市场，遵循的也是相似的思路。荆公目光之锐利，由此可见一斑。而王安石能坚持推行保甲法而不担心基层离心力失控，底气就来自于他对青苗法的信心：农民离不开只有国家才能提供的低息贷款服务，因为如果没有国家财政资金的介入，涌入基层和农村的资金永远是用于兼并的多、用于生产信贷的少，普通农户就永远无法摆脱资金短缺的困境，地方豪强把持的高利贷市场，就会一直对农民的土地构成威胁。
　　惜乎阴差阳错，王荆公终于没能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其中关键，就在于他所推行的“免役钱”，即让民间交钱“助役”，这说白了就是让老百姓出钱养胥吏。其结果反而是使胥吏暗自中饱私囊，变成了公开的掠夺。如此终于使改革失去民心。而从这个角度，似乎也才能理解隆庆、万历时代高拱、张居正两位大明栋梁的作为：二人接手者，为嘉靖严嵩留下的烂摊子，要填补国库亏空，自然就得先把钱拿到手里再说。倘不想直接去搜刮百姓，或得罪胥吏，造成基层行政瘫痪，除了进口点银子来花，还能怎么办呢?不过，一旦确立白银的法定货币地位，一切改革措施的初衷和根本指向――树立国家货币的信誉，也就被彻底放弃了――而中国之命运，自此舍一场根本性的大革命则无以改变了。
　　宫崎市定有言：中国式的贵族特权制，自古便不来自天子赐土，而是来自“郡望”――即地方望族之相续。近世以来，随着国家事务繁杂而庞大的吏的阶层，更与随经济发展而形成的豪商阶层结合，产生了一个新的地方郡望阶级――这乃是中国式封建主义的根本。鸦片战争以来，如果没有他们的服务和协助，帝国主义的势力其实是无法如此深入到中国内部的。而民国以来，一切军阀的根子，其实也就在地方的土豪劣绅，这正是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这篇早期文献中的洞见。何谓中国之革命?它仅仅是在英美等世界“领袖”扶持下实现的形式上的主权独立，还是要从中国社会最基层出发去斩断“三座大山”的根本?而这又是1940年代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围绕着“两个中国的命运”所进行激辩的核心所在。
　　亨廷顿有一名言：国家之间的主要区别，不在于政权的形式，而在于政权的能力。 (the most important politi-cal distinction among countries countries not their form of government，but their degree of government.)而国家能力之核心，就在基层动员能力。关于明清衰亡，议论很多，但近代以来，能看到中国封建主义根源就在土豪劣绅、黑社会把持地方，从而使得国家完全丧失信用与能力这一点的，只有毛泽东、共产党而已。倘不能改变这种状况，中国的国家衰弱就是不能遏制的，而从晚清立宪派到国民党人恰恰就是没有认识到：对于明清帝国来说，政权的形式是满是汉，是君主是议会，是专制是立宪，这其实都难以解决基层的无组织问题，亦无以突破“吏不良，有法莫守”的五百年难局，自然更无法扭转在与欧洲现代国家的对抗中任人宰割的颓势。富国、强兵、有效的司法、主权货币，――归根到底，无一不是建立在国家对基层的有效组织之上，无一不是建立在为基层所认可的国家信用之上。因此，只有一个强大到可以不为任何特殊利益集团所挟持的国家，才能树立这样的信用，才配享有这样的信用。而这就是中国革命的成果，这就是五百年来的历史教训，这就是两千五百年来的历史规律，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起源。
　　
　　“反对自由主义”
　　
　　500年来中国国家能力衰败的直接原因固然在于“吏治”，但根源则在“官制”，推求而至于基础，又在社会精英阶层士大夫这个阶层。所谓“变仕风易，变士风难，变士风易，变世风难”，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足为彪炳千古、百代传诵的政治名篇，就在于荆公从科举制度的弊端出发，深刻地论及了“士”这个阶层的败坏，而这种败坏进一步使得依赖于士大夫阶层的国家行政机制之垮台，成为不可避免；而士之不关心天下国家之事，而沉湎于记诵课试文章，恰恰又是中国科举制度、学术制度、教育制度的痼疾使然。
　　一旦这种“朝夕从事于无补之学”的“人才”被任用为官(“猝然责之以天下国家之用”)，其必然就是无能之官。这样的官也就必然要将行政司法财政付诸“能折腾”的胥吏，而所谓胥吏者，如王安石所说： “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苟其才行足自托于乡里者，亦未有肯去亲戚、而从招募者也。”
　　像马基雅维利一样，王安石其实是深刻地指出了中国的学术制度、教育制度、考试制度，何以不能“理性化”的问题，而所谓制度的“不能理性化”，就突出地表现在学术、学者其实并没有服务的真正对象，政治从业者也根本没有服务的技能，如此一来，士大夫阶级实际上只能为自己这个特殊阶层服务、为自身谋利益，由于没有真正的执政技能，故而他们只能以课试和记诵的方式，通过标榜“祖宗之法”和“万世法”而自况。
　　而当王安石变法之后约400年，康有为在《统筹全局疏》中再次痛心疾首地谈到中国“处列国竞争之世”，却标榜“行一统垂裳之法”时，则这样一语中的指出了所谓“万世法”的实质：
　　况今兹之法，皆汉唐元明之弊政，何尝为祖宗之法度哉!又皆为胥吏舞文作弊之巢穴，何尝有丝毫祖宗之初意哉!今托以祖宗之法，固已诬祖宗矣。
　　与马基雅维利、马科斯・韦伯、安东尼・葛兰西等人所描述的“职业政治家”、“有机的知识分子”完全不同，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既不以君主和贵族为服务对象，也不以国家和人民为服务对象。相应的，他们当然也没有服务干上述四种力量的任何能力和职业操守。他们只是附着于各个势力之上，实质仅仅为自身谋利益而已。于是，也正如马基雅维利所指出，一旦这样一个阶级垄断权力，那么，所谓国家能力、国家效率非但完全谈不上，甚至国家内部更将埋葬着涣散瓦解的永恒种子。
　　而悖论的是：在中国政治史上，缺乏职业操守和职业精神的士大夫阶级，却往往又总是以“操守”、 “清流”和“道学”相标榜，这更不可避免地在官僚阶层和国家内部中造成“朋党”和党争。而对于士大夫阶级的缺乏职业操守而导致国家能力下降，对于没有职业操守者偏偏以“清流”和“道学”相标榜而进行的党争，对于这种争斗所导致的国家能力的衰败，历代政治家中，又以爱新觉罗・雍正(雍正帝)的《御制朋党论》所见为深，例如其中这样说到“公”与“私”的问题：
　　“夫朋友亦五伦之一。朋党不可有，而朋友之道不可无。然惟草茅伏处之时，恒资其讲习，以相资助，今既登朝莅官，则君臣为‘公义’，而朋友为‘私情’，人臣当以公灭私，岂得稍顾私情而违公义?而出身事主，其身尚不能为父母有，况朋友乎?况可藉口于朋，以怙其党乎?”
　　他又尖锐批评欧阳修说：
　　“宋欧阳修朋党论，创为异说日：君子以同道为朋，夫惘上行私，安得为道?修之所谓道，亦小人之道耳。自有此论，而小人之为朋者，皆得借同道之名，以济同利之实。朕以为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且如修之论，将使终其党者则为君子，解散而不终于党者，反为小人乎?”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因为对于今天而言，现代无产阶级和劳动者阶级的革命和建国运动，同样需要以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群众为服务对象，同时又具备专业技能的政治家和有机知识分子，即它同样要求这样的政治家具备职业的操守、职业的道德和职业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也正如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所说：经济领域和市民社会或许可以“自由主义”为规则，但对于一个执政党而言，“自由主义”却从来就不是一种政治道德。“自由主义”亦从来不是一种政治学说，它仅仅是“伪装成政治的经济学说”――它仅仅是“工团主义”的思想而已，因此，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不可能以“自由主义”作为政治道德和组织原则，对于政治和政党而言，它实际上就是腐败和自我瓦解的温床。
　　而毛泽东更指出：所谓的“自由主义”还不仅仅是一种“伪装成政治的经济学说”即小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的政治伦理，而且，它也是士大夫阶级伦理对于现代政治伦理的瓦解和侵蚀。在1937年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他列举了种种“自由主义”的表现，如“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如“不是为了团结，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如“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这些其实正是历代政治家所指出的中国政治的痼疾，而毛泽东则深刻地指出：这种“自由主义”，恰恰就是导致中国国家能力持续下降，直至“一盘散沙”的根本原因所在。
　　因此，中国的复兴，中国国家能力和国家信用的提升，归根结底，需要彻底重建一支以国家和人民为服务对象，具备严格的政治伦理，具备专业的服务技能的职业政治家队伍，即需要一支具有明确服务对象和具备高效服务能力的政治队伍。而要重塑一支这样的政治队伍，就非要从中国社会的最基层作起不可，又非要彻底改革中国固有的学术制度、教育制度、考试制度――精英队伍不可。而这就是《改造我们的学习》、《为人民服务》、《反对自由主义》等一系列文献，作为政治学经典的意义所在。同时，这也就是作为“班长”的张思德、作为“螺丝钉”的雷锋、作为“大夫”的白求恩――以及作为“县令”的焦裕禄身上所具备、所代表的政治理性精神。因为正是五百年历史兴亡，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非有这样“政治的自觉”、非有如此政治的伦理，则不能提升国家能力，亦不能建立国家之信用，更无从完成中国的现代复兴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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