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翻译 略论《圣经》汉译的历史
时间：2018-12-23 19:53:0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本文论述了《圣经》在中国的翻译情况，讨论了各种译本对中国的影响，包括思想、文化、语言等方面，最后总结了在《圣经》翻译中出现的翻译理论纷争、存在的不足，并且展望未来的《圣经》汉译。
关键词：圣经 历史 影响
中国古代的翻译活动虽然以佛经翻译为主，但同样是宗教典籍的圣经翻译在汉语翻译史上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圣经》是犹太教与基督教经典的总称，包括由希伯来文写成的《旧约》和用希腊文写成的《新约》两部分。《圣经》翻译理论发展的主流经历了从幼稚的直译到幼稚的意译，又由较成熟的直译到较成熟的意译，并最终实现直译意译的有机结合的过程。圣经汉译本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哲学、宗教、语言、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1 《圣经》汉译的历史影响
作为基督教的经典教义，《圣经》汉译本随着基督教传入中国而出现，并随着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四个时期而发展，即：唐代的景教，元代的可温教，明末清初的罗马教即天主教，以及清朝中后期的复元新教即耶稣教，其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新教。历史悠久的《圣经》汉译本在中国翻译史中占据一席之地，其版本颇多，对早期现代汉语的影响深远。
1.1 唐、元两代的《圣经》汉译及影响
唐、元两代主要有阿本罗和景净的两个译本，后人统称他们的译本为“景教本”。
1.1.1 历史
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基督教的一个支派景教（Nestorian Christianity）开始传入中国。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635年波斯景教传教士阿罗本（Rabban Olopen）带了梵文经本五百三十部到长安，唐太宗“优渥礼遇”之。他译出了共27部“旧法”（即《旧约》）、“真经”（即《新约》）。
唐朝景教兴旺。十年后，景教领袖景净，由中国学者协助，译出叙利亚文三十二部《尊经》(《圣经》的旧称)。其中有许多摩尼教（Manuhaeism）的经典，内容和《圣经》又不完全相同。《尊经》中的《圣经》内容主要有：《旧约・诗篇》――《天宝藏经》；《大卫王诗篇》――《多惠圣王经》；《福音书》――《阿思瞿利容经》；《旧约・创世纪》――《浑元经》；《新约・使徒行传》――《传化经》；《新约・保罗书信》――《宝咱法王经》；《旧约・出埃及记》――《牟世法王经》；《启示录》――《启真经》；另有记述耶稣神迹的经书《弥施诃自在天地经》，记述施洗约翰事迹的经书《报信法王经》等多部汉译经书，因其篇目、内容与《圣经》相关章节有些出入，暂不能把它们与《圣经》匹配（蒋骁华，2003）。最初景净的翻译深受阿罗本译文的影响，音译意译夹杂，“文字造句多有艰涩难解之处”。后来他意识到这于传教不利，便研究文辞的润饰，注意结合当时中国的传统与文化。后来的汉译“通达”了不少，但因深受唐代盛行的佛教、道教影响，大量佛、道词汇进入其间，如：教译为道、天尊法、天尊戒；圣经译为真经、尊经；天使译为诸佛；救世主译为世尊、景尊、大师、景通法王。再看一段《天宝藏经》(即《旧约・诗篇》)中称诵耶稣的经文：“敬礼大圣慈父阿罗诃，皎皎玉容如日月，巍巍功德超凡圣，德音妙义若金铎，法慈广被亿万生。……圣众神威超法海，使我礼拜心安诚，一切善众齐普奉，同归大法垂天轮。”此段经文大量采用佛教词汇，如“功德”、“法慈”、“法海”、“大法”、“善众”等，与佛教经文无异，采用了唐代盛行的“七言体”。
1.1.2 影响
阿罗本的《圣经》汉译本和景净最初的译本流传不广。而景净后来的译文在词汇、句法、文体上都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因此“景教本”对古汉语的影响甚微。然而，它给古汉语带入了新词汇，如“救赎”、“礼拜”、“移鼠”、“夷数”、“翳数”（即耶稣）等，给原有的词汇注入了新内容，如“灵”、“灵魂”。在《圣经》中，上帝（或耶稣）是“灵魂”的“父亲”、“老师”、“主”甚至“丈夫”（见《旧约・以赛亚》）；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灵魂”是飘逸的，没有导师。“约”或“盟约”一词也有了新的内涵，华夏文化中的“盟约”（虽也含一些宗教成分，如，歃血或请某位神作证）是人与人之间的誓约；而《圣经》中的“盟约”是人与神（上帝）之间的契约，盟主是上帝，人是守约者。另外，“景教本”还给古汉语带来了新的文学意象和创作素材，如李白《上云乐》一诗所咏，便含景教教义：“……大道是文康之严父，元气乃文康之老亲。抚顶弄盘古，推车转天轮。”诗中所谓“大道”、“元气”，便是景教的“上帝”，全诗可谓景教的异国情趣和中国的本土色彩的中西合璧。景教在唐朝流传200多年后，至武宗灭佛时遭到禁绝。元代时，基督教（当时称也里可温教，英文写作Arkaun，Arcoun，Arkaiun或Erkeun，蒙古语的意思是“福音教”）曾再度传到中国，终因元亡而随之消亡，因此在《圣经》汉译方面几乎没留下史料。直至近代，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盛，基督教也随之向东方传播。
1.2 明、清时期的《圣经》汉译及其影响
1.2.1 历史
这一时期的译本颇多，译者多是传教士，译者有艾儒略、冯秉正、贺清泰、马礼逊、裨治文、卫三畏、麦都思（主译）、王韬（助译）、郭士立、狄考文和王宣忱（合译）等。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1819年在中国境内完成完整的《圣经》中文译本到1919年《官话和合本》（1939年更名为《国语和合本》）问世的100年间，先后出现了9部完整的汉译《圣经》，（庄柔玉，2000：128，转引自任东升：2003）采用了文言（深文理）、浅文言（浅文理）、官话（白话文）三种语体。
近代的《圣经》汉译跟东汉时佛经开始译入时相似，16世纪末、17世纪初开始的天主教著作（其中一部分是《圣经》的内容）的汉译，也是由传教士口授和中国文人润饰合作完成，因而只能“会撮要略，粗达言义……虽不至陨越经旨，然未敢云译经也”（见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在1642年译述出版的《天主降生言行纪略》之《万日略经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冯秉正等人翻译并于1733年出版《盛世刍荛》，此时译文才更忠实，它也被人誉为“俗而雅，浅而显，说理畅达之好书”，因为他们在“粗达言义”的基础上注意了“兼通雅俗”，并运用了不少“俗语常言”。可见基督教著作的汉译从一开始就有了白话文的倾向。前人的译文和译论为后来的《圣经》汉译提供了经验。
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贺清泰1770年来华时，意识到《圣经》读者有两种，即为求道理的和为解闷、猎奇或要欣赏译文文采的。晚年他全力翻译《圣经》，共译出42卷，没有译全。贺清泰的心态是矛盾的：他一方面明白类似冯秉正的“兼通雅俗”的译文可以“悦人”，另一方面对上帝旨意的敬畏，使他不敢“妄为”，因而他的译文还是有些晦涩。为弥补译文的不足，他在翻译中以小字形式添加了不少补充文字与注释，便于一般人能看懂。
天主教传教士的《圣经》翻译工作时间虽长，但成果“只是零星部分而已”。尽管如此，这些成果给后来划时代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翻译“提供了重要参考”。
马礼逊是第一个来中国传播基督教新教即耶稣教的传教士。他于公元1807年来到中国。翻译《圣经》前，他仔细参阅了以前的译文、译论，不仅认真琢磨了专用名词的翻译，他还考虑了译文的文体，用了通俗的白话文。1814年，他翻译完《圣经・新约》，译稿很快由米怜和梁发刻印发行。他在米怜的协助下开始翻译《圣经・旧约》，并于1819年译完。1823年，他们将《旧约》、《新约》编成二十一卷，合在一起出版，名为《神天圣书》。至此，第一个完整的《圣经》汉译本终于在中国发行。同一年，传教士马士曼的《圣经》节译本出版发行。
在马礼逊翻译《圣经》的同时，麦都思、裨治文、卫三畏等在华传教士也在编译或节译《圣经》，但因其内容不完整、文体不浅易，在后来的马礼逊译本流行后，大都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只有麦都思主译、王韬协助翻译的《圣经》)选译本，因文笔华丽流畅，还流行了一段时间。
1840年印行的郭士立（K.F.A. Gutzlaff）的《圣经》全译本在汉译史上十分重要。太平天国自始至终采用的是这个译本。郭士立凭此译本（及其1855年的“修改本”）在内地传教，成为“把传教事业发展得最具规模的”西方传教士。但郭译的文字水平逊于马礼逊译本，后来各教会决定由马礼逊、郭士立、麦都思、裨治文主译参照其它译本，全面修订马礼逊译本。1855年马礼逊修订本刊行。修订后的马译通顺达意，“在用词上力求本色化”，很受欢迎，很快奠定它“中国第一”的地位。此后，马礼逊的译本“一直是新教各教会从事《圣经》翻译工作的蓝本，虽经多次修改，但其框架始终未变”。他翻译的专用名词也大都流行至今。
由狄考文（C.W.Mateer）和王宣忱在马译基础上进一步加工完善的《官话和合本圣经》（俗称“和合本”，或“和合本圣经”、“圣经和合本”）于1906年完成，先油印在小范围内试用，1919年正式出版。“和合本”选词较偏向于北方话，特别是北京话，文体更加通俗平易，几近口语。这个译本更加权威，是“经过创造、反复实验，并适于对外开放的新文化译本”(任东升，2001)。它实际上成了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催化剂和新文学运动的开路先锋。郭沫若对此总结道：合译一本，基督教徒运用得最为敏活，一部《新旧约全书》不知道有多少译本，单是我们中国所有的有文言、有官话、有甬白、有苏白、更有注音字母的。他们广来翻译，惟恐春不普及，惟恐一般人难以接近。基督教之所以能传遍世界，这种通俗化的办法实在是最有力的因素(郭沫若1986：56，转引自任东升，2003)。至今，和合本仍是最权威、流传最广、最容易得到的译本。
至于官话和合本《圣经》何以分“神版”和“上帝版”两种，本来是自马礼逊来华后基督教新教汉学家内部在圣经汉译过程中出现的神名“译名问题”的延续，与所谓的“旧教”，即罗马天主教已经毫无关涉。有的学者却说：译本中把天主翻译为“上帝”，信奉旧教的罗马天主教廷认为汉译本的“上”和“帝”都是异教的用语，要求在中译本里用“神”取代“上帝”，所以中译本分为天主教(旧教)的“神”版和基督教(新教)的“上帝”版，但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1.2.2 影响
以上的译本对现代汉语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朱自清曾说，“近世基督教《圣经》的官话翻译，增富了我们的语言”，的确，白话《圣经》的流行给现代汉语带来了大量的新语汇（词、典故、短语等）。常用的词语如：
天堂 地狱天使 乐园 禁果 祈祷 礼拜 圣诞 忏悔 原罪 蒙恩 洗礼 选民 堕落 救赎 先知 福音 复活 撒旦 上帝 圣母 亚当 夏娃 摩西 圣经 伊甸园 十字架 创世纪 象牙塔巴别塔 双刃剑 眼中刺 替罪羊 所罗门 基督教 挪亚方舟 三位一体 犹大之吻 以眼还眼 最后的晚餐 最后的审判 旧瓶装新酒 一报还一报 不劳者不得食 披着羊皮的狼
这些词语都收进了《现代汉语词典》或《辞海》。很多《圣经》短语虽未收进《现代汉语词典》或《辞海》，但长期以来广为现代作家、学者使用。早在新文学运动开始之初，有人攻击“白话是马太福音体”，鲁迅就回答“马太福音是好书，很应该看”。周作人后来也回忆说：我记得从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并不能算新，因为都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当时觉得他的话很是可笑，现在想起来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预计它与中国新文化的前途有极深的关系（周作人1989：45）。沈从文坦言，他初学写作时主要靠白话《圣经》。在反复阅读中，他“得到极多有益的启发，学会了叙事叙情的基本知识”，并“喜欢那个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事实上，沈自然淡雅的行文风格也“深受马太福音体的影响”。朱自清十分欣赏《圣经》中的诗歌的白话译文，他认为白话版“《旧约》的‘雅歌’尤其是美妙的诗”。周作人也盛赞“雅歌”，认为它充满了田园气息。基督徒用“官话”、“土话”翻译《圣经》，主观上是为了传教方便，可客观上一方面对汉语白话文的流行起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明显带动了五四以后西方文学的白话翻译，促进了白话新诗的形成与发展。而且，几乎所有的现代著名作家和文学理论家，如鲁迅、郭沫若、徐志摩、巴金、老舍、茅盾、周作人、沈从文、郁达夫、林语堂、郑振铎、许地山、王统照、田汉、成仿吾、冰心、闻一多、曹禺、萧乾等，都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或套用过《圣经》的语言，评述或介绍过《圣经》的内容或有关文学。其中郭沫若、巴金、徐志摩、林语堂、周作人、郁达夫、许地山、曹禺、萧乾等多次在文章中表示，自己在思想意识上或文学的语言观上曾受过或正受着《圣经》和圣经文学的牵引。郭沫若认为白话《圣经》对现代汉语的影响几可与佛经翻译对古汉语的影响比肩：我知道翻译工作决不是轻松的事体，而翻译的文体对于一国国语或文学的铸造也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因素。让我们想到佛经的翻译对于隋唐以来的我们中国的语言文学上的影响吧，更让我们想到《新旧约全书》和近代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对于现行的中国的语言文学上的影响吧。学者王克非曾说“近代翻译对汉语的影响主要源自直译”作为白话文先锋和对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译作之一的《官话和合本圣经》是比较典型、比较成功的直译本。生硬正好反映了“和合本”强烈的直译倾向。直译的好处是使“汉语受到的影响就不止于词汇层面，而波及句法层面”(王克非，2002)。
2 结语与展望
《圣经》是影响近代中国的一百种译作之一，圣经汉译活动已经融入中西文化交流史之中，呈现出一道独特的脉络。苏珊・巴斯奈特（Bassnet）曾精辟地说道：《圣经》翻译史就是西方文化史的缩影。而从《圣经》汉译本的种类和读者数量而论，《圣经》在中国的翻译是世界范围内圣经翻译的一个重要分支。尤其是进入19、20世纪的“传教世纪”以来，圣经汉译活动与世界圣经翻译的步伐一致，出现了语言多样化、译本多元化、读者多元化的特点。从1819年马礼逊完成整部《圣经》手稿到1919年官话“和合本”问世的一百年间为《圣经》汉译的黄金时期。尤其是“和合本”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圣经》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面貌也产生了深刻影响。虽然当代大陆学者已经对圣经汉译做了很多研究，但是还需要翻译研究者从译作影响的角度对《圣经》译本的文化功能和文学地位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虽不至于重写翻译史，但通过发现圣经汉译的历史真相，也能够对今天的翻译研究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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