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独秀论义和团看政治生态变化对知识分子思想的影响
时间：2021-07-06 12:00:5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陈独秀曾就义和团发表过多篇文章。他对义和团的认知在前后有显著变化：由批评、贬斥到肯定和高度赞扬。在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对于义和团的赞誉和高度评价与前期的态度完全不同。这种政治话语解析的巨大转变确与革命斗争形势需要有密切关系。如此高调的肯定和赞扬与其说是他对义和团运动观点认知的变化，不如说是彼时在革命斗争中对于农民阶级的关注和国民革命宣传的需要使然。这些明显的不同和变化过程，不仅反映出陈独秀个人思想的变化，也能够部分反映20世纪初期的中国历史光景、革命面相与政治变迁，而且还折射出当时革命背景下政治生态的变化对知识分子思想改观的影响。
[关键词]
陈独秀；义和团；20世纪初期；革命语境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11-0040-05
打着“扶清灭洋”口号的义和团运动是开启20世纪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对中国政治和文化走向具有重要的影响。其威力及影响也震惊世界，东西方舆论界对此长期众说纷纭。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国内，不同群体对它的评价褒贬不一。从早期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到知识分子思想家胡适、周作人、鲁迅等，再到革命家孙中山等人均曾在各自著述或演讲中有过各异评析。
陈独秀曾在诸多文章中评论义和团。综观其文章，陈独秀对义和团的认识和评价并非从一而终，其态度在前后有显著变化。这种鲜明对比，不仅反映出陈独秀个人思想认知的变化，也能部分折射20世纪初期的中国历史光景、革命面相与政治变迁。本文就陈独秀有关义和团的论著加以梳理，陈述其观点变化，并展示在20世纪初期政治生态不断变化的革命背景下，知识分子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话语解析和思想改观的必然。
一、陈独秀对义和团的不同话语解析
陈独秀对义和团的认识和评价经历了由批评贬斥到肯定和高度赞扬的转变。下面将据其有关文章按时间轴向进行陈述。根据他在论著中的评语、措辞表达等体现出的态度和论断，将其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04.4—1918.10）：批评、贬斥。这一阶段中，陈独秀对义和团的评论主要集中在1904年的数篇文章中。在《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1904.3）一文中陈独秀第一次谈及义和团，说到家乡流传义和团得胜战时，他认为这是不够实在的信息，“何至于说这样的梦话呢？”[1]次月于《论安徽的矿务》（1904.4）中，他称其为“拳匪”，认为其性质是“乱起”，不过是“只知道恨洋人，杀教士”[2]，而别无他用。同年在《论戏曲》（1904.9）中论及“庚子年的义和拳”是在“学戏上的天兵天将”，但“是荒唐可笑得很”[3]，言语中不乏戏谑与批判之意。年末在《亡国篇》（1904.12）中，陈独秀以义和团“拳匪”为例陈述“国事”，论道“庚子年拳匪闹事”。[4]
此后数年他对此便无只字，直到《克林德碑》[5]（1918.10）一文时，因介绍“克林德碑”才引发对义和团的长篇阐述。他认为，这是“一段可笑可惊可恼可悲的往事”，并表示克林德碑正是因为“义和团无故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氏”[6]。他在文末明言，“何等可耻”的义和团事件过去会发生，将来也还会发生。他还分析道，是因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宗教原因才造成了“义和拳大乱”，“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迷信种种邪说的结晶”[7]；同时，他已然开始强调清朝政府对义和团事件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认为“妄自尊大的”“专制的”“旧党”利用义和团。[8]
在这一时期，陈独秀高频率地使用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口语化的、否定的词语来评论义和团，对其态度以批评为主，不乏贬斥，甚至仇视。毋庸置疑，此时的陈独秀对义和团持完全否定的观点，将其视为一个落后的、迷信的和非理性的、不愿提及的群体事件。
需要指出的是，在对义和团产生原因的分析中，陈独秀将其归结为宗教和旧党，并表示：“义和拳所标榜的‘扶清灭洋’，岂不和‘尊王攘夷’是一样的意思吗？”[9]在此，陈独秀已从最初的单纯否定义和团，到开始否定传统宗教，并否定旧党为代表的清政府与其对义和团的纵容利用。
（二）第二阶段（1924.2—国民革命结束）：态度转变。此间，陈独秀对义和团的文字表述主要集中在1924年的三篇长文中，可谓浓墨重彩。除此，“义和团”字眼还曾在1925年初和1926年中的两篇短文中有出现，但并未有过多陈述。
1924年自年初到年末，陈独秀发表三篇史无前例的长文，就义和团进行解析。与第一阶段相比，他对义和团的态度发生重要变化：渐渐由开始的否定变温和到部分肯定，直至高度赞扬。
在《一九二三年列强对华之回顾》（1924.2）一文中，陈獨秀指出一部分士大夫在对待列强时“自以为不是野蛮的义和团，却变成了媚外的奴隶”[10]。显然，他对“野蛮的”义和团仍是否定的，但对于一部分士大夫的“不野蛮”又表示不屑。但相比于之前，陈独秀对义和团的态度缓和了很多——面对列强入侵，义和团是野蛮的，但是利用义和团的部分士大夫们的“媚外”更令人不耻。
半年后，陈独秀在《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1924.9）中第一次正面赞扬了义和团，在文首即表示：“义和团，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重要事件，其重要不减于辛亥革命。”[11]这是他第一次明确地高度肯定义和团的重要性。接着，为对义和团怀有的两个错误观念进行了辩护，他使用了一系列排比和对比，强烈驳斥了憎恶义和团的看法，表示：“义和团诚然不免顽旧迷信而且野蛮；然而……何能独责义和团，更何能独责含有民族反抗意义的义和团！”[12]并指出，是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造就了义和团的顽旧、迷信和野蛮，而义和团是在“鸦片战争以来全中国所受外国军队、外交官、教士之欺压的血腥与怨气”[13]中代表了民族的反抗，“这种反抗也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14]。在此，他给予义和团以高度正面评价：“我终于不能否认义和团事件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