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开创历史新纪元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嘉兴南湖的烟雨楼，相传是取杜牧的这首诗意而来的。
　　南湖，在嘉兴城南，所以叫做南湖。南湖一分为二，称东湖、西湖，有如鸳鸯交颈，又称鸳鸯湖。五代吴越时（约在公元940年前后），最初建立烟雨楼。明嘉靖年间，在湖心大岛上，仿烟雨楼旧制建楼。烟雨楼和上海望志路举世闻名。
　　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前，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迁往北京，改名《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传统思想宣战，掀起救亡图存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一场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促进中国人民的觉醒，鼓舞中国人民在民族解放的光明大道上前进。南陈（独秀）北李（大钊）先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兴起给予中国以积极影响，1919年沉沉的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五四”运动，表明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毛泽东：《五四运动》）毛泽东同志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为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组织工作，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920年1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开始探讨成立共产党问题。不久，南陈北李分别在南方和北方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带着妻子库滋涅娃和翻译杨明斋到了北京，考察中国革命运动真实情况并帮助建立共产党。经李大钊介绍，他们到了上海会见陈独秀，并与先进分子进行座谈，研究并帮助建党。在上海、北京、湖南、湖北、广东、山东以及法国和日本等地，都先后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运动，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等。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了中国。马林，荷兰人，原名亨德立克·斯内夫利特，1902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1914年，他赴荷兰殖民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创建印度尼西亚社会民主党。1920年7月，他作为东印尼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前身）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书记，接着被指派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1921年6月，他到了上海。
　　共产国际另一位代表尼科尔斯基也于同年6月到达上海。尼科尔斯基，苏联人，原名涅伊曼斯基·符拉季米尔·阿勃拉莫维奇，曾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服役，1921年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并参加共产国际机关行政处工作，同年6月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委派，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
　　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到上海后，和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经过数次交谈，他们了解到中国先进分子在一些省市筹建共产主义小组情况，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与初期工人运动。共产国际代表根据中国革命活动的实际情况，建议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先向陈独秀、李大钊征询意见，确定召开日期。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李达便和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联系并准备开会事宜。这年7月23日，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石库大门里召开。（注）出席13名正式代表，代表全国50多名共产党员。13名代表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山东代表王烬美、邓恩铭；广东代表陈公博；来自日本的代表周佛海；陈独秀在广东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辞职没有获准，无法出席，委托包惠僧参加会议。巴黎共产主义小组由于事先没有取得联系，未派代表参加；李大钊忙于北大校务，也未出席。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参加了会议。
　　大会推举张国焘担任主席。建立共产党、制定党的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是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在讨论党的基本任务时，代表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中国无产阶级还很幼稚，对马克思理论缺乏了解，必须进行长期教育；目前，首先要以马克思理论武装知识分子，然后再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主张党应该成为公开合法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无需党员从事实际革命工作。第二种意见认为党应该积极进行工人运动，并在工人中发展党员，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反对任何公开形式工作。大多数代表赞成第二种意见。
　　在讨论党员能否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和在现政府做官时，也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认为，党员可以当议员，可以做官，无任何危险，党必须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另一种认为，反对党员当议员参加议会斗争，不能和资产阶级一起当官。这么一来，会使工人对议会产生幻想，逐渐放弃革命原则，甚至变成无产阶级叛徒。大会对此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
　　在讨论对其他党派态度时，基本上也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不论在理论或实践方面，无产阶级应该永远与其他党派斗争，北京政府和孙中山的南方政府是一丘之貉，并无不同。第二种意见认为，为了反对共同敌人，可以和其他党派合作，但要公开在报纸上批评他们，这样，并不违背党的原则；南方孙中山政府要比北京政府进步一些，应该支持南方政府的革命运动。会议讨论通过第一种意见。
　　“联合第三国际”提法和马林的意见是不同的。他在大会开幕致词中曾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他介绍共产国际的性质、组织和使命，特别指出：“共产国际不仅仅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盟，而且与各国共产党之间保持领导与被领导的高度统一的上下级关系。共产国际是以世界共产党的形式统一指挥各国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动。各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
　　李汉俊赞同中国共产党可以接受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采取一致行动，但无须在组织上明确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代表们主张用“联合共产国际”的措词，实际上不接受马林提出的中共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个问题延迟到一年之后的中共“二大”上才明确写上：“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7月30日夜晚，满天乌云，没有星星，没有月亮，没有风，也没有雨，仿佛暴风骤雨将要到来以前的闷热天气，热得使人喘不过气来，连弄堂里的路灯也昏昏沉沉，好像怕热似的。出席大会的代表们先后到了餐厅，马林正准备讲话，从后门灶披间那儿，忽然闯进来一位中年男子，身穿灰布长衫，反卷袖口，露出里面白色府绸褂子的袖口，东张西望，环视坐在餐厅里的每个人的面孔，好像在找人，在场的人却谁也不认识这位长衫客，更没人知道他是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李汉俊不认识其人，立即问他找谁，那中年男子随口答称：找社联王主席。李汉俊告诉他这儿没有社联，也没有王主席。那中年男子弯腰后退，承认找错地方，悻悻而去。大家正感到诧异的时候，马林拍了一下餐桌，判断这人一定是化了装的包打听！建议立即停止开会，马上分头离开。大家同意马林判断，迅速离开，只有房子主人李汉俊留了下来，以观动静。陈公博也没有走，他和李汉俊到楼上书房里闲谈，要看一看马林的判断准确不准确，同时了解一下李汉俊怎么应付。这以后发生什么情况，只有李汉俊和陈公博知道。李汉俊早已逝世，没有留下什么回忆这次惊险遭遇的文章，倒是陈公博在事情发生十来天以后写了一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其中有这样的叙述：
　　“……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狰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是寻常的叙谈。他便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国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筐，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他们更把我和我朋友（按：朋友指李汉俊）隔开，施行他侦查的职务……对陈公博、李汉俊询问以后，陈公博反问他为什么来搜查，那个侦探才说，他实在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搜查完毕，那个人微笑着对我们说：‘看你们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
　　侦探搜查十分认真仔细，但是没有找到任何确凿证据，便说“通融办理”，给自己台阶下。陈公博在以后回忆文章中常提到一个重要的证据，即放在抽屉里的共产党组织大纲草稿，这是一张薄纸，上面涂改许多地方，叫人难于辨认所写的内容，以为是一张废纸而忽略过去了。这次突击搜查，有当事人在场，甚是惊心动魄千钧一发的危险时刻，如果没有忽略这张“废纸”，人物俱在，难逃法网了。幸亏马林当机立断，没有发生意外，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不能在原地举行了！
　　代表们为什么要到嘉兴南湖继续举行会议呢？
　　1949年6月初，我带领一百多人乘船从香港开往当时还称作解放区的天津市，因为船上挂的是外国旗子，沿途没有遭到什么阻扰。这一百多人当中，有许多著名人士，如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上海代表李达同志等。他当时年近花甲，但是身体健康，并且结实，个儿不高，剃了光头，两眼奕奕有神。平时沉默寡言，是一位谆谆长者，接触以后，他谈吐甚健、热情洋溢、舌粲莲花、娓娓道来，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他从不主动谈自己的往事，我向他请教：为什么“一大”会址被法租界巡捕房发现以后，不在上海其他地方举行，要跑到嘉兴南湖继续举行？他微歪着头，沉思了一会儿，才有条有理地慢慢告诉我，大家分别离开李汉俊家，又陆陆续续聚集到渔阳里二号来了。这儿原来是陈独秀住处，陈独秀到广州担任教育委员长去了，他的妻子高君曼和李达、王会悟夫妇住在这儿。包惠僧从李汉俊那儿了解到法租界巡捕搜查的情况，回来告诉大家，无不佩服马林的高度警惕性和卓识远见，不能继续在原地开会，李达建议换一个地方。渔阳里二号和博文女校已经半公开了，前者是陈独秀他们活动场所，不宜开会；有人建议去杭州西湖继续开会，一则路远，二则旅游胜地，耳目众多，也不是开会的地方。
　　王会悟是浙江桐乡县人，李达的贤内助，虽然不是“一大”代表，但她帮助李达做大会的筹备工作，日夜操劳，代表们住处这些事，她都妥善安排。她看到代表焦急不安的神情，急切找不到适宜继续开会的地方，便动脑筋、想办法，她曾在嘉兴师范学校读书，对嘉兴情况十分熟悉，了如指掌。她还经常往返嘉兴、上海之间，对交通情况也相当了解。她建议到嘉兴继续开会，路途不远，只有到杭州的一半路程，坐火车不到三小时，火车站附近就是南湖，平常游客不多，相当幽静，湖上有大小游船，大的游船坐上十多个人不成问题。在船上开会，谁也不会注意，更不会被人发觉。李达曾和王会悟一同游过南湖，他认为去南湖开会，倒是不错。李达和王会悟推荐，代表们觉得在南湖开会比去西湖好，但是不知道火车班次的具体时间。王会悟如数家珍，立即说出每个班次从上海开出和到达嘉兴时间。大家心中有数，计算开车和到达时间，十分高兴。李达说明目前形势紧张，法租界巡捕已经发觉和注意会议活动，事不宜迟，以早开早散为好。坐明天第一班车去嘉兴，上午七点三十五分从上海开出的快车，十点二十五分到达，开会的时间比较宽裕。大家同意李达的意见。大家研究：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不能去，否则要引起当局注意。李汉俊也不能去，他要在家里应付可能还要发生什么事情，也避免巡捕房对他跟踪。其余的人都约好分别上明天第一班火车，分散坐开，装做互不相识，只有李达和王会悟坐在一起，夫妇两位摆出游客的样子，言不及义，闲谈名胜古迹和湖光山色。火车发出隆隆的响声，向嘉兴驶去……
　　7月31日上午10点25分，那列快车从上海开到嘉兴，停在站头，发出咝咝的声响，好像跑了长途的旅客到达目的地以后发出气喘吁吁。代表们纷纷各自下车，走在最前面的是李达和王会悟，张国焘、毛泽东、董必武、陈谭秋、邓恩铭、刘仁静、周佛海、王烬美，还有不是代表但是陈独秀指定出席会议的包惠僧，三三两两分别尾随在后，各自保持一定的距离，如同互不相识的路人。
　　王会悟对嘉兴非常熟悉，先带领大家到鸳湖旅馆开了房间，让大家暂时落脚洗脸、吃点心，她到旅馆账房先生那儿，订了一条画舫，包一桌酒席，借两副麻将。一切准备妥当，她和大家到了湖边码头，分批坐小船上了画舫。等大家都走进前舱，她已准备好茶水，让船工到后舱去准备酒席饭菜，便把麻将倒在八仙桌上，让他们装做打牌的样子，继续开会。她叫船老大开船，自己坐到船头，兀自欣赏南湖优美的景色，暗中观察四面八方的动静，有什么风吹草动，好随时向前舱报告。
　　“一大”在前舱继续开会了，讨论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党的纲领明确规定了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联合第三国际。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党纲严格规定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只有承认党纲和党的政策，并愿意忠实执行的人，才可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接纳新党员必须履行严格的入党手续，在一定组织内生活。党纲规定：‘凡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委员会所管辖的党员超五百人或同一地区有五个委员会时，必须成立执行委员会。’实行上级对下级的严格监督，强调党组织的原则和纪律观念。‘党员如果不是由于法律的迫使和没有得到党的特别允许，不得担任政府的委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在此例。’”
　　讨论通过的第二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提出开展工人运动的任务、方针和要求，组织产业工会为党的主要目标；党应该向工会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建立工人补习学校和劳工组织讲习所，以共产主义教育工人，并决定建立全国性的工会领导机构。每个党的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党的宣传刊物，但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党对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并不同其他的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确定党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的方法。
　　“一大”还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一大”通过的文件：“纲领”没有留下原件，只找到俄、英两种文本。俄文文本是原第三国际保存的；英文本是陈公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附录《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保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62年由C.M.维尔巴编辑出版。两种文本内容基本相同，并且都缺第十一条。至于“宣言”到现在没有找到原件，也没有俄文本和英文本。
　　李达同志和我谈到“宣言”时，十分感慨，说，因为是在地下秘密状态召开的，又被法租界巡捕房干扰，保留下来的文件极少，要找到文件的原件恐怕很不容易了。他记得“宣言”的内容多半引用和抄袭《共产党宣言》，第一句是“一切至今存在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然后说中国工人阶级必须起来实行社会革命，自求解放的理论和中国具体情况的根据，最后一句是“工人们失掉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
　　大会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共中央的领导机构。因为全国党员人数不多，决定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只建立中央局，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书记陈独秀，组织主任张国焘，宣传主任李达。
　　会议在画舫里进行到下午六时，大会主席张国焘宣布闭幕，代表们激动地但是轻声地呼喊了三句口号：
　　共产党万岁！
　　第三国际万岁！
　　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纪元。代表50多名党员的13位战士，在当时四万万同胞中的数字小得微不足道，不过沧海一粟，却似星星之火在中国大地上燎原。
　　从“一大”通过的“纲领”、“决议”和“宣言”表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明确认识到通过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途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的最后的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当时党在草创的幼年时期，不懂得中国革命必须分两个阶段进行，即无产阶级应该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然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懂得联合一切可以联合与应该联合的政治力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反对共同的敌人。在前进道路上，有过曲折和坎坷，有过险阻和失败。但是坚持不懈，吸取经验，总结教训，继续奋勇前进。
　　十八个春秋过去了，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说：“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党，也已经是一个群众性的党；而且就其领导骨干说来，就共产党员的某些成分说来，就其总路线说来，就其革命工作说来，也已经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和布尔什维克化的党。”
　　又经过风云变幻和激烈斗争的十年，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打败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的政府，推翻了三座大山，迎来了新中国这个婴儿的诞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几十年来，在前进道路上，既取得了举世注目的伟大胜利，也发生了令人痛心疾首的错误与失误，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给党蒙上了不良的阴影。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伟大的，其伟大就在于自己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伟大的国家终于走上了充满希望和阳光的大道。正如董必武同志在《九十初度》七律所吟咏的那样：
　　遵从马列无不胜，
　　深信前途会伐柯。
　　（“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诗经》）
　　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1921年7月23日召开的，为什么现在定在7月1日？1941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规定，7月1日是党的诞生纪念日。因为抗日战争时期，对“一大”开幕日期难于查明，故把七月的月首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责任编辑 方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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