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

时间：2021-07-06 12:03:04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二大”；共产国际；陈独秀
　　摘要：中共二大的意义，不亚于“一大”。“二大”召开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只能说处于传播阶段，还谈不上中国化。自“二大”始，中国共产党才有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政策与举措。尽管“二大”仍有诸多不足之处，但要求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完美结合，未免有求全责备之嫌。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理论品格、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以及时人认识的局限性都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中图分类号： K261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12）06-0130-06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何时起步即何时开始中国化，学界众说纷纭。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90周年，重新认识“二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对加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拓宽中共二大的研究领域，均不无价值。
　　一、相关研究现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步的标准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时起步即何时开始中国化的问题，当前学界有“六届六中全会说”〔1～2〕、“八七会议说”〔3〕、“历史进程说”①等几种认识，但最为流行的观点当属“建党时期说”和“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说”，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从建党时期或建党前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认识和行动开始起步的。
　　持“建党时期说”的学者包括杨奎松、龚育之、鲁振祥等学者。杨奎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一书中提出，尽管建党前后“一切均借俄助”的观念仍是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主流观点，但“一些人就已经或多或少地注意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的必要性了”。因此，杨奎松认为：“自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一种工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其实也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了。”〔4〕龚育之在一次受访中也作了类似判断：“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实际上就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5〕。鲁振祥也认为，“从党诞生起，就开始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6〕。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应该在“五四”运动之后、中共建党之前，因为这个时间点正好是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试图以之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时候。因此，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端之日”〔7〕。
　　李绍华中共二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上述论者的观点，多半是受了毛泽东的影响。毛泽东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曾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言下之意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肇始于党的成立时期。此外，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有类似表述：“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8〕。《决议》的表述是否完全由毛泽东规定不得而知，但至少受到毛泽东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因此，说《决议》的相关观点仍属毛泽东的观点也不为过。有学者据此认为，上述两文“明确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即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开始，并在实践中日益深化”〔9〕。
　　持“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说”的学者则将李大钊、陈独秀、张太雷等在中共成立前的相关言论作为立论基础。如大多数论者都会引用李大钊在1919年到1920年间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几篇文章中论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句作为中国化已经起步的立论基础。但是，仔细研究即可发现，李大钊、陈独秀、张太雷等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说仅是笼统地就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化而言的，其中并没有任何人就哪些方面需要中国化、如何中国化等具体问题进行探讨，更没有谁进行过中国化的实践，即是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因此，据此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起步，理由并不充分。实际上，早在1998年，张静如先生就曾撰文指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实在太少了，而且在理解上也有不同程度的走形，同时对中国的实际状况的了解也很不深入，这就很难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即便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举起了共产主义的大旗，但“一大”通过的纲领和决议，“又恰恰反映了在这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能够与中国实际相结合”〔10〕。
　　之所以“建党时期说”和“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说”被众多学者所认同，甚至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除了受毛泽东的观点影响外，其关键原因还在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步的标准存在较大分歧。实际上，尽管学界对此标准已进行了诸多探讨，并越来越呈复杂化之势，但有三点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开始的核心判断因素：理论、方法和举措。只要具备对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化的理论认识，有具体实现中国化的方法或政策，有实际的举措，即应判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就此而论，中共二大前后确实进行了相关理论探索、政策制定，并有了实际举措。因此，“二大”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步的时间点。
　　二、中共二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始就理论认识而言，中共二大召开前李大钊、陈独秀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和“一大”后早期中共党人确已进行了诸多论说，学界引述颇多，在此不再赘述。总体来说，这些论说显得宏观、朦胧而粗浅，并无具体表述。其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是在中共二大前，真正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指导思想的先进分子还并不多，有的甚至还在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间纠结徘徊，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自然不那么深刻；二是中国国情确实非常复杂，与俄国国情也并非完全一致，人们还不可能运用并不熟稔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国特殊而复杂的国情。
　　中国共产党人真正能够较为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并认识中国国情，主要还在了解了共产国际“二大”精神和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精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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