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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势行动集团主导下的政制创新

    时间:2021-07-05 04:02:0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关键词: 辛亥革命;政制创新;历史制度主义
      摘 要: 辛亥革命打破了王朝循环的路径锁定,把中国政制强行拉出了帝制轨道,引入宪政共和之路,但是未能有效地确立或完成现代宪制的路径塑造,在近代中国确立起民主共和。原因在于以同盟会为主体的政制创新行动集团属于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弱势行动集团,其行动资源的阙乏、组织结构的溃散、意识形态的薄弱,决定了它无法在专制积淀深厚的近代中国创建现代宪制、巩固民主共和。
      中图分类号: K25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1)05049708
      
      Political System Innovation Dominated by Weak Action Group
      ZHANG Juan (1. Post Doctoral Research Station of Politic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China; 2.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07, China)
      Key words: 1911 Revolution; innovation of political system;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Abstract: The 1911 Revolution broke the royal cycle, pulling the political system out of imperialism by force and directing into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public, but it did not establish or accomplish its formation of constitution and setting up a democratic public in China. The reason is that the innovative action group with the body of Tong Meng Hui was disadvantaged on the stage of Chinese politics. Its deficient action resources, slack organization structure and weak ideology decided that it could not establish constitution and democratic republic in the modern China deeply rooted in autocracy.
      
      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伟大巨变,辛亥革命始终是理论界的热点议题。围绕着辛亥革命的原因起点、阶级性质、是非功过、教训启示等,研究硕果累累,但分析框架大多拘囿于传统的革命史和现代化两大范式中。本文拟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范式,检视和反思这场中国近代史上的政制创新运动,寻求对辛亥革命的新诠释。
      
       一、历史制度主义语境中的政制创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制度主义以其对国家和政治制度的分析,对政制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强调,对政制产生运作过程中权力非对称性的关注,对政治后果动因的多维考察等特色,成为当代政治学最具解释力的分析范式之一。其政制变迁理论主要包括:
      (一)政制变迁的路径依赖
      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提出,广义上的路径依赖指在事情发展的时间序列上前后阶段之间的因果关联性,也即前一阶段发生之事会影响到后一阶段所发生一系列事件的结果;狭义上的路径依赖是指,一旦一个国家或地区开始沿着某种道路发展,退出成本会非常高昂,即便存在其他路径选择,但制度安排的自我强化机制也会阻碍其退出初始路径选择。[1]252诺斯(Douglass North)认为,路径依赖是由报酬递增和有显著的交易费用所确定的不完全市场所导致的。制度高昂的初始建构成本,制度框架所提供的机会集合所产生的组织学习效应,制度的优势所产生的合作效应,制度的推广所产生的适应性预期、受既有意识形态所影响的行动者的主观主义模型等,都是导致制度自我捍卫和路径依赖的原因。[2]126130皮尔森指出,适用于经济制度的路径依赖特征同样适用于政治制度,但相对于经济生活,政治生活还有着自己的独有特性:集体行动的核心地位强化了人们的适应性行为和对制度的维持强向、政治制度的高密度限制了制度创新的空间、政治权威和权力的非对称性便于支配方巩固既存制度、政治过程的不透明性和复杂性导致政治生活中纠错机制的明显缺乏、政治产品供给的非竞争性使得制度创新的动力不足等,这些特性都进一步强化了政制变迁的路径依赖。[1]257262
      (二)政制断裂的关键节点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政制演变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正常时期和制度断裂的“关键节点”时期。所谓“关键节点”,也即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某一重要转折点,在这一点上,往往伴随着制度变迁的路径突变和路径替代。克拉斯勒(Krasner)指出:“制度在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稳定之后,会在某一时期内被危机所打断,从而产生出突发性的制度变迁。”而外在环境的变迁和危机的来临在打断原有制度平衡的同时,往往会造成旧制度的崩溃,而制度的这一崩溃又在塑造新的制度安排方面引发了紧张的政治冲突。[3]9这一旧制度的断裂或崩溃时期就是政制变迁的“关键节点”时期,这一时期各种政治力量的竞争博弈往往决定政治创制的结果。克里尔夫妇(Ruth Berins Collier and David Collier)进一步提出,历史制度主义所指的关键节点,是指这样一个重大的变迁时期,在这一时期内的重大选择会决定下一阶段的历史发展道路。由于各国制度背景和历史条件的差异,各个国家即使在面临同一压力的情况下,其关键节点的产生方式也会有所差异,而且关键节点的发生差异也决定了各国在下一阶段中的政治遗产。[4]29
      (三)政制创设的集团博弈
      所有的历史制度主义者都同意,当社会环境发生剧烈的变化,并出现巨大的社会政治冲突时,往往会引发制度的剧烈变迁。而原有的制度又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进入闭锁状态失去调适功能而不可能容纳这种冲突时,就会导致原有制度出现断裂。正是这样一些包括国际国内的重大战争、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等剧烈状况所引出的重大危机,才为精英们实施新计划和实现新理念带来了机会,引发政治精英们围绕着制度变革问题展开冲突,并进而铸就新制度。[5]253政制创新的动力起源于旧制度所引发的政治冲突和旧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在旧制度断裂或崩溃的“关键节点”上,政制走向会面临多种可能,新政制的形成和最终确立是各种政治力量冲突博弈的结果。政治行动集团之间的博弈胜负则取决于各自的行动资源和行动能力。
      
       二、晚清政制危机与辛亥革命的政制创新
      
      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提出:“对于每次革命的研究,都要从旧制度的最初危机开始,一直追踪到新制度建立的独特社会政治模式为止。”[6]203革命的爆发是源于旧的国家政权和阶级统治出现了深刻的政治或军事危机。而且,正因为由此而创造出来的机会,革命领袖才能推动革命任务的实现。正如温德尔•菲利浦斯(Wendell Phillips)所指出的:“革命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自然发生的。”[6]18辛亥革命正是晚清政制合法性危机积累到临界点的必然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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