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无核世界倡议的战略文化解释
时间：2021-06-27 08:00:1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09年4月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捷克布拉格发表演讲，表示“美国有道义上的责任倡导无核化世界”，呼吁世界逐步消除核武器，主张在一年之内召开有关核武器的领导人峰会；奥巴马还同时表示愿意在伊朗放弃核计划的条件下放弃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反导基地。俄罗斯学者将奥巴马的这个倡议戏称为“奥巴马的布拉格之春”。如何认识奥巴马的这个倡议?美国战略文化的根本特性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分析视角。
美国战略文化的两大根本特性
根据学者江忆恩的界定，战略文化是“决策者集体共享的、由关于冲突和敌人之本质的核心范式性假定所导出的层级化的大战略偏好”，是一个对领导层的战略决策思维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化工具。这意味着，在面对相同或相似的外部战略问题时，被不同战略文化体系社会化的决策者具有独特的解读、分析和反应方式，会做出符合该战略文化体系要求的不同战略取向和政策选择，战略文化是影响、限制国家战略行为和政策选择重要的非物质性因素。因此，战略文化是理解美国行为的重要理论工具。美国学者科林·德维克在其2006年出版的《不情愿的十字军战士》中深刻分析了美国的战略文化，认为它最根本的特征是“自由主义”和“有限责任”，这两大特性经纬交错，编织了美国历届政府制定国际战略选择的过滤器。下文借鉴德维克的理论，试图对奥巴马无核世界倡议进行战略文化角度的分析。
自由主义。1955年，路易·哈茨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中明确指出，美国的政治传统具有洛克式自由主义的典型特征，其社会根源乃是美国作为移民国家没有封建主义传统，塑造了托克维尔所讲的“生而平等”观念。自由主义作为美国政治哲学的核心支柱，形成了其政治决策理念和社会精英思潮中的所谓“美国信念”，德维克认为美国信念的核心内容乃是强调“个体自由、权利平等、多数人统治、进步、企业、法治和严格限制政府权力”。而亨廷顿则将“美国信念”的原则概括为“自由、平等、个人主义、代议制政府和私有财产制”。从美国外交和国际政治的意义上说，美国式自由主义成为美国战略文化的核心特性，塑造了四个大战略理念：(1)进步主义理念：认为国际关系具有进步性，世界各国并非必然会陷入无尽的冲突、战争和均势政治的恶性循环，相反，战争是可以摆脱的；(2)民主和平理念：相信民主政府内在地比专制政府具有和平倾向，民主促进贸易，贸易反过来又推动和平，形成“民主—贸易—和平”的良性循环；(3)国际新秩序理念：美国致力于建设一个以和平。进步、共和制政府、贸易、自由和法治为特征的国际新秩序，区别于欧洲传统的以军事主义、专制、战争、秘密结盟、腐败和均势政治为特质的国际旧秩序不同；(4)“山巅之城”理念：信奉美国共和民主试验的示范意义，美国在世界事务中肩负特殊的使命和命运，自由主义理想将从美国发散到世界各地，最终建成一个更加开放、和平的国际体系。
在自由主义观念的影响下，美国决策者们认为，推动建设一个以民主政府和开放市场为特征的、更加自由的国际体系本身就是值得奋斗的目标，它将使美国影响力更大，更繁荣，更安全。因此，国际体系的自由化(实际上相当于西方化、美国化)乃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所系，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对此没有异议，真正的分歧是“如何”推动建设一个自由主义的国际体系。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导致了两种美国人，一种是“榜样主义者”，另一种被称为“十字军主义者”。“榜样主义者”认为美国在海外促进民主的最好方法是以身作则，为全世界“树立榜样”，让其他国家心悦诚服地接受美国成功经验的教化。相反，“十字军主义者”主张在国外推动民主自由，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坚信美国应该扫除海外的专制政府，以自由主义理念重塑国际体系，推广美国国内的民主试验。从历史上看，两战期间、冷战期间和“9·11事件”后是“十字军主义”对美国外交影响很大的时期。
总之，自由主义传统是美国决策者在外交决策中确定政策目标、观察国际环境的“过滤器”，它虽然不是决定政策的“独立变量”，但却可以将那些不符合自由主义信念的政策选择“过滤”掉，告诉决策者哪些政策路线是具有正统性和合法性的，从而缩小可以被接受的政策选择范围。正因如此，我们看到美国领导人往往愿意冒险一试，采纳那些与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相一致，但被认为违背了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譬如越战和伊拉克战争。
有限责任。“有限责任”是由美国文化所塑造的在大战略中“规避代价和义务的偏好”，因为选民和决策者总归是具有成本意识和成本理性的。“有限责任”特性不仅源于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国会、选民对白宫决策的制衡，其根源更在于美国立国以来的所谓“孤立主义”外交思想和政策传统。
“有限责任”对美国大战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美国往往倾向于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一种与其强大的物质实力不相配的角色。20世纪初，美西战争之后的美国实力显著增强，但由于孤立主义、有限责任的思想和政策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以至于形成了典型的路径依赖，美国依然不愿意动用足够的资源去促进自己在欧亚大陆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它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与二三流国家无异，以至于汉斯·摩根索认为当时的美国外交“质量低劣”。
第二，美国总是试图以不成比例的有限手段去追求野心勃勃的外交政策目标，美国外交史上手段与目的脱节的案例俯拾皆是，以至于这似乎成了一种“文化决定”的现象。当然，“有限责任”偏好并不意味着美国在谋求和维持世界领导地位时代价低廉，而是美国不太愿意付出足够的代价去彻底实现决策者们所声称的政策目标，换言之，在宏大的外交目标与有限责任偏好之间，通常总是后者优先的，有限责任原则是美国战略文化中的核心特性。珍珠港事件后，有限责任原则在美国战略文化中的影响力逐渐被自由主义原则所压制，但并没有被完全排除，有限责任原则的影响总是会不时地东山再起。譬如，冷战后，美国对索马里和巴尔干问题相对孤立的旁观态度、“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和民众对阿富汗、伊拉克的战后重建和国家建设不情不愿，勉为其难，这突出地表明了有限责任原则的强大影响。
战略文化特性塑造的四大战略取向
自由主义和有限责任这两大根本特点产生了四大典型的战略取向：国际主义、民族主义、进步主义和现实主义。这四大战略取向随着美国领导人的代际变化、国内政治的发展和国际环境的演变而在不同时期占据了美国政府对外战略思维取向的中心，影响美国国际战略的基本方向。
国际主义具有“强式自由主义”+“弱式有限责任”的特征，其核心理念包括：美国外交要促进以开放的市场、强有力的国际制度和民主政府为特征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虽然对雄心勃勃的大战略的代价很敏感，但认为这些代价是可控的；愿意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促进自由主义的国际目标；不会强烈地回避新的海外义务，在国防和对外援助问题上也更乐意花钱。不过，国际主义最大的问题在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