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在外交部主持反右运动
时间：2021-06-14 04:02:1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张闻天一直是以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出名的，所以对1957年那场名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实为整知识分子的反右派运动，不但思想上毫无准备，而且也格格不入。但是，由于职责所在，他还是在视察驻外使馆的中途被召回国主持外交部的反右派运动了。用周恩来的说法，是请他“挂帅”。这就使张闻天承担了一个相当困难的角色。他不能不在全国统一部署和部内“左倾”习惯势力的多重压力下，左右周旋，尽其所能地保护知识分子，减轻运动给外交部工作带来的损失。
一
反右运动开始时，张闻天正在巡视我国驻东南亚各国使馆的工作。这种巡视，深入细致，真正解决问题。据胡乔木回忆，周恩来对此颇为赞赏，认为在张闻天以前或以后的外交部领导人员都没有这样做过，说明他“在外交部工作做得比较认真仔细”。张闻天自己对这种巡视确是全身心投入。他这次出国，先后视察了驻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使领馆的工作。正在视察驻印尼使领馆时，国内反右运动开始了，周恩来也接连去电催促他回国主持运动。但他却仍然坚持将驻印尼使馆和驻缅甸使馆的检查工作全部做完，至于参加运动，反倒显得并不着急。
张闻天离开北京是2月27日，正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人民内部矛盾报告的那天，回到北京则是7月14日。短短的四个半月中，国内形势发生了令人头晕目眩的变化。外交部在姬鹏飞主持的运动领导小组领导下，反右运动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运动领导小组的会议也举行了三十多次。部内各单位批斗本单位右派分子的大小会议热火朝天，东楼大礼堂还开了火药味甚浓的全部大会。被斗的当然都是知识分子干部，其中许多人还颇为张闻天所欣赏。例如浦山，系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1951年曾经作为伍修权的特别助理出席安理会，后来又作为谈判班子成员参加板门店谈判。薛谋洪，北京大学1951年政治学专业研究生毕业，除英语、法语外自学俄、德、西班牙多种语言，外交部研究室（原来的政策研究委员会）的写手。林致惠，自学成材的俄语干部，当时外交部翻译室数一数二的俄语译员。曹棉之，新闻司主管动态调研的科长，编写《临时通报》的主力。这些同志在1956年干部调整级别时曾经连调两级——那时张闻天主张对于优秀而又级别偏低的干部越级提拔，全部有十几名干部获此优遇。现在，他们中半数成了右派，浦山还曾被揪到全部大会的台上，与浦山同一办公室的毕季龙被布置到台上当面揭发，台下则“打倒”之声震耳欲聋。这种事态发展，显然出乎中途接手的运动主持者张闻天的意料，也决非他所乐见，但形势已非他所能扭转。
张闻天从东南亚回到外交部时，全国反右之火正在愈烧愈旺。毛泽东7月9日讲话说，“右派还要挖，不能松劲，还是急风暴雨”。同一天，毛泽东还写了中共中央通知，点名批判的右派人数要增加，对右派学术方面的“反攻”要扩大。接着就是《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宣布同右派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8月1日，毛泽东又写了《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强调对右派“必须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机关深入地加以挖掘”。外交部怎么办？前一阵部内各单位已经斗争了一大批右派，是按照部署继续深挖，急风暴雨，使斗争升温，还是灭火，降温？在那种形势下，灭火是不可能了。但是降温的事情张闻天确实在做。
7月24日、26日、27日，张闻天接连主持外交部运动领导小组第34次、35次会议。从现有扼要的条文式的会议纪要上看，张闻天在这几次会上强调了以下几点：右派材料涉及这些人的政治命运，要重新审查，要经过批准；对右派批判揭发要充分说理，不要追动机；要区分中右和右派。其用意很明显，一是减弱群众斗争以势压人的火药味，二是尽量少划右派。
那些年代的过来人都明白，政治运动中的“追动机”是怎么回事。一件最平常的事，经过七追八追，可以追出反革命的动机来。比方说，外交部鸣放中主要话题之一就是所谓大使安家楼问题。总务司在报房胡同盖了一栋公寓楼，安排一些大使和司长们入住。公寓楼的条件按现在的眼光看并不怎么样，但是比起当时一般干部很少有暖气和单独卫生间的居住条件来，当然好得多。鸣放中许多人觉得不公，有些人批评这是特权。反右中如果追这些人的动机，就可以追出有意挑拨群众对党不满的动机来。追动机，还有追组织（许多子虚乌有的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就是追组织追出来的），都是多次运动中惯用的手法。既然是政治斗争，目的是打倒或震慑政治对手，也就用不着多费唇舌，尽可以把所谓“摆事实讲道理”放在一边，用最简便的追动机追组织的办法，就可以制造出犯罪故意和犯罪事实，达到铸造罪名致人于死地的目的。毛泽东说，反右派斗争“主要是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不占主要成分。既如此，在各个单位的实际操作中，追动机追组织这一套传统办法就会被代代相传的运动积极分子自然套用，用不着谁来教给。张闻天要求充分说理，不要追动机，这违反作为政治斗争的运动规律，要贯彻反倒要克服相当大的阻力。
二
更为重要的是少划右派。
张闻天回到外交部时，部里已经定了一批右派，张闻天对此不满意。例如对于前述浦山之被定右派，我那时在张闻天身边工作，就多次听见他私下表示过对主持者的责怪。对曹棉之被划，他质问有什么理由。新闻司的年轻科员潘其俊也在右派名单之中，他说：“那个小女孩，怎么也算右派？”但是，这些都木已成舟，在当时的气候中，即使以张闻天的权位也不好改变。他只能尽量挽救尚未定案的斗争对象。中央强调某些国家机关等“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是右派分子活动的主要场所，要求“深入挖掘”，张闻天实际上却是反其道而行之。他在各种会议（部领导办公会议、运动领导小组会议）上反复强调，划右派要特别慎重。各单位要求划作右派的人太多了，要研究，不要把一般认识问题定成反党反社会主义，能不划的尽可能不划，有些可定为中右。发表过右派言论的多半是一些“秀才”和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干部，一旦戴上右派帽子，不但他们的政治生命从此断送，我们也不好再使用他们了。有些单位领导运动的负责人思想一时扭不过来，张闻天还分别找他们谈话。亚洲司的专员谢爽秋是老资格的地下党员，抗战初期曾以《扫荡报》记者身份采访毛泽东，平日有些文人习气，讲话随便一点，鸣放中不知讲了些什么，司里一些同志要将他划为右派。张闻天不仅在会上尽量拖延决定，还专门找司里运动领导小组的两位负责同志做说服工作：能不划就不划嘛！谢爽秋得以免于被划。对于外交部直属的外交学院教员王绍坊（他曾经留学伦敦经济学院，著有《中国外交史》），张闻天也劝说学院副院长何戊双：我看过他写的书，写得不错，不要划右派吧，让他去教教书。可惜在当年那种气氛下，连张闻天说话也不灵，王绍坊还是难逃厄运。外交部直属的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陈翰笙，是著名学者和老党员，鸣放中也讲了一些话。据时任外交部党组秘书的何方说，几次党组会上讨论，不少人认为陈翰笙应划右派。张闻天虽然不同意，却找不出理由说服大家，只是设法拖了一阵。最后想了个办法，说陈翰笙长期在国外，很少经受组织生活锻炼，所以说话没个准头，应该把他当作党内的民主人士处理。大家也就接受了张闻天这个不成理由的理由，陈翰笙于是免于被划。办公厅一位秘书，工作积极努力，就是有时会传播些有影无影的绯闻逸事、小道消息，一次瞎说张闻天的夫人刘英过去是某人的妻子。支部为此坚决要划此人右派。汇报到党组会上，与会的党组成员刘英竟哈哈一笑，说哪有这事，完全是胡说八道，但也不是什么政治问题。此人于是逃过一劫。愈是在最后定案阶段，这类口舌之争，这类交锋和反复就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