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凌华：要有敢讲真话的学术氛围
时间：2021-04-11 12:02:3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丁凌华：1952年2月出生于上海。1982年1月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学士学位。现任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法制史教研室主任，教授，中国法制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理事。
已出版专著《中国丧服制度史》、《艰难与希望——中国法律制度史讲课实录》，发表论文《宗祧继承论》、《家族主义法渊源略论》、《法文化视野中的传统与现实》、《宋代寄禄官制度初探》等七十余篇。曾获司法部优秀论文奖，司法部法学优秀科研成果（著作类）二等奖，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合作），上海市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主编），上海市育才奖等。曾被学生评为校第五、七、八、九、十届“十佳”教师。
特约记者（以下简称“记”）： 丁老师好！非常高兴今天能采访您，首先请问，在读大学之前，您已经工作了吗？
丁凌华（以下简称“丁”）：我在读大学之前，工龄已经很长了，我是带着工龄读大学的。我在读大学之前工龄已经九年了。我是文革后第一届考生，就是1977年那一届，实际是1978年2月份报到入学的。“文革”前，我在上海中学读书，读到初二结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是属于67届初中的，就是通常所说的“老三届”。“文革”开始以后，我在我们学校待了三年左右，到1969年的3月份，就上山下乡去了。
我下乡到了吉林省的梨树县，当时17周岁，在乡下待了三年。我们下乡的14人一个集体户，10男4女，其中12个人都是高中生，只有两个初中生，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三年，我从他们高中生身上学到很多好的品质，至今仍然非常感谢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对我的帮助。在东北农村的三年，是我一生的精神财富，我看到了中国农村惊人的穷困落后，看到了农民的艰难无助，也看到了某些基层官僚的不学无术与横行霸道。我不再迷惑于豪言壮语，我开始怀疑领袖的权威，我学会了独立思考……
三年后，我们都抽调到了工矿企业。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1977年9月，正式召开了全国的教育会议，在会上定下来恢复高考，通过广播传达给了全国人民。当时，我正好在吉林省舒兰县的一片原始森林旁的水库工地上安装闸门，一听到广播马上向领导请假。当时国家规定，参加高考请假的必须准假，领导准了我的假，我从工地赶到长春。后来，我就在长春复习，复习时间算在一起大概不到一个月的样子。
结果，我考进了吉林大学历史系。我们这一批学生学习积极性非常高，一下课就围着老师问问题，每天都去图书馆抢位子，学习氛围空前热烈。我三天两头往图书馆跑，什么书都借，只要是感兴趣的，小说、文艺、政治、历史、哲学，阅览面非常宽。
记：在读大学期间，您对哪些老师印象比较深呢？
丁：大学四年印象比较深的老师基本上是我们历史系里的。比如金景芳先生，从现在来讲，可以称作国学大师了，搞先秦史的，给我们开过先秦思想史的课。给我们上目录学的老师，叫罗继祖，他祖父是考古学家罗振玉。现在的《二十五史》中华书局点校本中，《辽史》或是《金史》就是罗继祖点校的。还有一个老师搞中国近代史，叫李时岳，后来是汕头大学副校长，讲课讲得非常好。在那个时候，观点属于超前了，敢于讲人家不敢讲的。
还有赵锡元老师，他讲先秦史，讲得非常好，那个老先生做学问非常严谨，而且手下一点不留情，我大学四年就在他手里拿到唯一的一个三分。他考试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都是名词解释、问答题之类的。他就出一个大题目，谈谈你对秦末农民起义的看法，开卷考。那个时候不知道论文怎么写，胡拼乱凑。结果，他认为不符合规范，给了三分。回过头来，我很感激赵锡元老师。
还有一个老师，就是林耘，他也是上海人，是考古专业的，那个时候一直到我走的时候，他在系里面还是默默无闻。现在，考古学界一提到林耘那是大名鼎鼎不得了，是泰斗级的了。
我的学年论文指导老师柳春藩是讲两汉史的，对我无私关怀；我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李春圃是研究宋史的，也是个可亲可敬的人。
另外是法律系的老师，我听过两门课，印象比较深的是乔伟的秦汉法制史。乔伟在法制史学界很有名，不过去世得比较早。他以前是右派，但没被下放，让他留在吉林大学图书馆，所以他在图书馆当右派，一直看书，“文革”结束后，功底显示出来。他讲课底气足、条理清晰，有一种霸气，是法律系学生公认讲课讲得最好的。
以上这些老师的人品与学术都对我以后做人、做学问、讲课影响很大。
记：您开始学的是历史，后来怎么转变兴趣了呢？
丁：我是被动转向的，因为我们毕业是国家分配，我被分配到华东政法大学。进了华政之后，学校本来考虑让我到党史教研室，但研究党史不是我的优势，我最熟悉的是古代史，所以，我希望能分到法制史教研室。当时管教学的副校长曹漫之比较开明，让我去试试。于是一直试到现在，近30年了，至今也没人跟我说我的试用期已经满了，大概要一直试到退休了。
记：您认为自己在学术方面有哪些贡献呢？
丁：我只是做了一些在教师岗位上自己认为应该做的、又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情，谈不上有什么贡献。
学生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因此首先是讲课要对得起学生，要每堂课都让学生觉得有价值，有收获。现在有一种错误的倾向，认为讲课不是学术，甚至把讲课和学术对立起来，认为讲课影响学术。现在国内的大学，普遍的倾向是重科研轻教学，科研有很多的激励措施，教学却没有。似乎出书才有大学问，教学则是人人都可以上讲台。所以，现在开一门新课，连讲义都不准备，拿着一本教材就敢上讲台，这样的课怎么上得好？我20多年教学总共开了七八门课，每门课的讲义都在10万字以上，都是手写的，要翻查很多资料，一次新课的内容起码要准备一星期。即使开一个两小时的讲座，我也要写几千字的提纲，不敢大意。即使教了20多年的课，我每次走上讲台，心里都要紧张，战战兢兢，生怕对不起学生。2008年年底，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本书：《艰难与希望：中国法律制度史讲课实录》，列入“人民法学文存”丛书，这本书是根据我课堂讲课录音整理的，科研处给了我1万多元的科研奖励。我讲了20多年的中法史课，学生也欢迎，但从来也没有人认为我这是在搞学术，现在只是把讲课录音整理一下，就变成学术了。现在国内的大学，都在讲要办成国际、国内一流的大学，但目标都是放在科研上，从来也没有哪个大学提出讲课要一流的目标。大学的重心还是在培养学生，没有一流的学术当然不可能有一流的讲课，但如果重学术轻讲课，那么将来很可能是一流的学术却培养出二三流的学生。更何况现在的快餐式学术体制下究竟有多少学术能够称得上是真正一流的呢？一流的学术是要后人来评价的，是要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