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嵬红色经典影片评析
时间：2021-07-11 20:03:3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红色经典”影片在我国电影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曾经并且在当今都那样波涛澎湃地激荡起国人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热爱和平的炽热情感。崔嵬这位身处于“红色经典”影片创作时期的艺术大师，以其独特的艺术视角和高超的艺术手法创作出多部“红色经典“故事与戏剧名片，这些名片在让国人受到心灵震撼和理想信念洗礼的同时，亦显现出经久不息的艺术魅力，尤其对儿童和女性形象的塑造值得每个观众细细品赏。
[关键词] 崔嵬；红色经典；艺术魅力
崔嵬在我国电影界堪称卓有建树的一代宗师，在业界有“北影大帅”之美称，是集编、导、演才能于一身的影界奇才。20世纪30年代开始，崔嵬便在我国演艺界崭露头角，从创作演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不抵抗主义的多幕剧《命令！退却第二道防线》，到参加左联领导的戏剧编演活动，在抗战时期创作演出《张家店》《八百壮士》《保卫卢沟桥》等剧目，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宋景诗》《海魂》《老兵新传》《红旗谱》中，塑造出的一个个个性鲜明的富有民族气节的人物形象，都令观众感受到了他所拥有的艺术造诣。尤其在随后的电影导演生涯中创作出的《青春之歌》《小兵张嘎》等二十余部红色经典电影，极具激荡国人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热爱和平炽热情感的魅力。至今观之，这种艺术魅力仍丝毫不减，足以作为新中国电影精品熠熠生辉于我国的艺术宝库之中。蕴藏于崔嵬“红色经典”影片的艺术魅力究竟有着怎样的独特意味，可以试从本文的分析中品之。
一、从张嘎和红雨的形象
品“红色”儿童和青年的成长 张嘎和红雨是两个“红小鬼”形象，颇有当今人们喜欢的“小鬼当家”的味道。崔嵬似乎对从少年成长为革命战士的叙事模式情有独钟，通过这样的模式将一个人的成长和进步与党和人民的培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透视出爱国主义人性在一个幼小生命中是怎样生发和强大的，也即人的灵魂塑造的模式。这个充满隐喻的叙事模式即为崔嵬电影的标志性符号，也为“文革”电影所彰显，在《春苗》《海霞》《芒果之歌》等影片中都可以看到在这一模式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例子，感受到党的政策与纪律对青少年引导和教育的力量。
电影《小兵张嘎》塑造了抗日战争时期一个有勇有谋的“嘎小子”形象，这个“嘎小子”机智勇敢，十分痛恨日本鬼子，通过各种刁钻古怪的点子和侵占了家乡的日本鬼子斗。最初的争斗无疑展示的是一个孩子的聪明和智慧，狡黠和谋略，令观众在紧张之际也会有忍俊不禁的感觉。如他同日军指挥官肥田一郎的较量似乎是在玩孩子们的把戏，通过“寻枪”这条主线来展开，从拿玩具枪比划到使真家伙震慑，通过“钟叔赠枪，误会夺枪，鞭炮充枪，擒敌缴枪”等故事情节，让观众的视觉神经一阵紧一阵松，让观众的心理状态一会儿感受到险象环生的压力，一会儿感受到诙谐趣味的松弛，一会儿又捏了一把汗，为嘎子的生命安全所担心，最终，看到的是邪不压正的必然结果，看到了嘎子这个红小鬼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革命战士。从中感悟到这部影片摆脱了抽象意义的复仇模式，将一个孩子朴素的爱亲人、爱家乡、爱人民、爱祖国的幼稚思想作为故事里叙事的起点，形象鲜活、真实可信地表现在张嘎身上，这样的成长轨迹正是人性成长和人类进步的特征，兼具真实和理想结合的意义。
影片对张嘎的成长过程的叙事十分符合孩子成长过程的特点：其一不乏对偶像言行的模仿。张嘎的偶像是老罗叔，他常常听老罗叔讲战斗故事，十分崇拜共产党所率领的部队。老罗叔空手从日本鬼子手中夺枪的经典镜头时常在他的脑海中回放，也立志要做一个像老罗叔一样的人；其二不乏对权威的叛逆，按着自己的意志去爽快行事，不愿意受纪律和组织的约束，觉得纪律和组织是对一个人应享有的自由的约束，直到他成长为“大人”，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时才心甘情愿地接受党组织的培养教育；其三不乏对异性爱恋的情愫，与小英子共同成长的过程中，可隐约看到一种似有似无的爱恋情感，由孩童时的玩伴和好感，到青少年阶段的相互依恋，虽然没有鲜明的描述，但时隐时现的意味可以捕捉得到；其四不乏顽皮好玩的儿童天性，即使在残酷的生活环境中，孩子们可以快乐玩耍的条件已经变异，但崔嵬设计的几个游戏段落，仍然可见对于孩子这方面天性表现的良苦用心。
小兵张嘎在战争年代的特殊境况下，表现出“原生态”的童趣与童真，而在崔嵬之后创作的《红雨》这部影片中，所塑造的儿童演员的形象有了新的变化。先是从外形上不再是战争时期的一副嘎古模样，萌动野性张力的黑小子，而是谨慎行事、冷静文弱的白面书生，阶级斗争的总路线在为这些成长中的生命塑形，他们的童稚童趣在变异，他们充满生命张力的野性被束缚，显示出一种革命现代性的意味。“红雨雨夜救发烧小孩”的一段故事很有代表性。其一从红雨的名字看，“雨”被拿来做意象（及时雨），“红”被拿来做限定（正义），以寓意赤脚医生行医与“老爷”医院行医的鲜明区别；其二从“雨夜”的意象看，寓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前进道路上布满了障碍并必将会遭遇挫折，一个人的成长也会伴随其中，其具体映象是红雨在雨中跌倒、爬起、前进，再跌倒、再爬起，再前进，直到昏迷，；其三从“炸雷”的意象看，以浪漫主义色彩的手法来凸显全剧主题的核心意义，天空中炸雷骤响，“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金光耀眼，白色医药箱和红色的十字标志在夜色中是那样的鲜明，意识流幻觉冲击红雨的幻觉，红雨以心灵的强大同肉体的羸弱作斗争。在这一情节中，民族乐器的和声恰到好处地辅之以艺术感染力，令观众被红雨形象感动得潸然泪下。
二、从林道静和山花的形象
品“红色”女性革命意识的觉醒 在《青春之歌》和《山花》的两部影片中，崔嵬聚焦于女性的解放与自由形象的塑造，表现“红色”女性革命意识的觉醒。
《山花》是以主人公名字为片名的影片，时代背景是“农业学大寨”运动期间，山花这个农村姑娘坚持以粮为纲，带领白石滩的乡亲们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劈山开河，筑坝造地，夺取粮食丰收。从叙事模式上看似乎同“文革”时期的影片雷同，没有可圈点之意，但作为这样的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必须以“高大全”式人物脸谱，在“三突出”式的庸俗社会示人，崔嵬仍展示出对塑造人物的美学功夫。他从家庭伦理的视角来描述和揭示所谓的阶级斗争，让观众感受到其在影片中为彰显影视艺术的魅力所作出的独辟蹊径的探索，甚至于会体会到，当一位艺术家，一位电影导演在真伪混沌的年代，是怎样为影视艺术的开垦而艰难跋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