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话语与公共政策话语：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话语变迁的历史路径
时间：2021-07-11 20:02:3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提要 在革命历史语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语境以及当代中国社会利益关系变迁的现实语境这三重语境不同的结构作用形势下，以党代会政治报告文本为代表的公共政策话语，呈现出一种革命话语取向和公共政策话语取向交互存在的结构化趋向，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当代中国特有的公共政策话语变迁的历史路径。
关键词 革命话语 公共政策话语 当代中国 历史变迁路径
〔中图分类号〕D60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07)03-0052-07
话语活动是人类社会重要的文化现象，人们通过话语信息的发出、传递、理解和回应，进行着彼此之间的交流和交往，话语是人类社会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和不同范围形成人际整合的基本标志。我们可以从话语活动的角度对社会领域进行系统式的划分，认为存在着一个关于公共政策活动的话语领域或话语空间，即公共政策话语系统，它包括作为语言符号的公共政策话语和围绕着话语符号信息发出和传播的公共政策话语的说出、解释乃至宣传活动。
本文在利益关系层面定义革命话语与公共政策话语，把它们作为文本分析的理论框架或称之为“理想型”，解读从中共八大到十四大这七届党代会的政治报告文本，寻求揭示其中反映出来的公共政策话语变迁的历史路径，同时，相对于革命话语而言，赋予公共政策话语以肯定的规范导向意义。
一、定义：革命话语与公共政策话语
革命话语反映的是一种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关系，基本的利益关系主体即是革命一方和反革命的另一方，而且，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关系往往是全方位的（指利益领域如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话语就是由革命一方（通常是特定的代言人、代言群体或代言组织）发出的，关于自身利益整合，寻求获取该利益目标，剥夺反革命一方利益占有的话语规划。大体上看，革命话语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是对象明确，反革命一方通常指控制公共权力（或政权）的那些人，并以阶级作为其群体标识，确定革命对象本身也就是对于革命一方的内部整合，整合的标准通常就是与现政权，确切地讲是与现政权所代表的那一部分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性质。对于革命一方来说，这种整合方式有着浓厚的政治动员色彩，但就革命胜利将意味着政权的占有这一点而言，它又可以被看作是民主机制的原初形式，或可看作后来民主化建设的合法性基础。
其二是利益关联领域的普遍性，这其中可能隐含着一个不同领域利益占有状况呈正相关趋向的基本假设。因此，从利益的获取（或剥夺）角度看，革命话语又是一种整体性的话语规划，它指向革命方与反革命方之间利益关系地位的全面颠覆。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其整体性特征，革命话语大都包含有大量的意识形态话语内容。作为一种权威性的价值观念信仰或价值观念体系，意识形态在这一整体性的话语架构中发挥着异常重要的语境整合功能，其整合功能体现在整体性的各个层面，如利益的存在状态、利益的归属领域、利益主体的群体归属划分以及利益关系的性质等等。意识形态话语的另一面，即是革命话语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或者说，意识形态内容总是代表着话语规划的合法性要求。
其三是革命话语中对于利益获取（或剥夺）手段的激烈性，往往有着明确的暴力对抗取向。革命话语的利益后果对于反革命一方具有根本性的颠覆，它们不可能轻易退出自己优越的利益关系地位，更重要的是，在既定的利益关系形势下，反革命一方往往拥有着压倒性的行为资本或行为能力，表现在制度、组织以及实际利益占有等多个层面。因此，在制度、组织固有的稳定性惯性以及利益固有的自我维护面前，显然很难设想所谓温和的革命方式。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经由其整合并说出的革命话语，在当代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革命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集体（或阶级群体）整合以及集体行动规划作用，促成这一系列革命话语说出的一个重要的语境来源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是促成中国共产党组织建立的一个基本的组织整合工具和组织建设原则，是其组织意识话语最重要的语境来源，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组织载体（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强烈的改造现实取向）和组织代言人。经由革命话语的构成特征以及革命话语说出的历史经历，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组织话语说出的一个内在的合法性传统，这一合法性传统自然延伸到党组织在革命胜利后，代表着公共权力的公共政策话语说出。八大政治报告文本就是党组织指向国家范围的第一次系统的公共政策话语说出。
对应于革命话语的上述特点，公共政策话语有这样几个方面的不同之处：
首先，在对象上，虽然都是关于特定集体（或群体）行动的规划，但革命对象强调其在革命集体（或革命群体）之外，而政策对象则指向集体（或群体）内部（即使是指向国家间关系的外交政策，也以规划自身行为为基本内容），这就是公共政策话语最为基本的利益关系协调功能。公共政策话语往往指向集体（或群体）内特定的人员或人员群体，从这里生出公共政策话语固有的相对于个体利益、群体利益或组织利益、集体利益的公益取向。在自然生成的意义上，公益来自于众多个体利益、群体利益的内部整合，公共政策话语就是这一整合的话语呈示，公益的优越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公共政策话语的强制性内涵。基于公共政策话语固有的制度话语地位，公益的整合往往经由稳定的制度、组织和仪式程序，但是，稳定的公共权力有着自我维护甚至扩大化的本能，常常会强化其话语的强制性意义，相对于革命话语政治动员式的民主意味而言，公共政策话语或者说公共权力代言公益本身，还是会滋生一些事关代表性或利益整合的民主问题。
其次，在利益关联领域层面，公共政策话语的利益调节极少指向集体成员整体性的利益占有。集体（或国家）内有不同的利益群体或利益阶层，不同的利益主体又有着多重的利益取向，因此，集体（国家）内的利益关系状况往往表现为以不同利益群体或利益阶层为关节点的一个多维的利益关系网络，而且利益关系性质又各有不同（比如，即使考虑到公共资源有限所带来的机会成本问题，也可能存在不同利益关系线路之间的并列不相关等等），公共政策话语所要调节的，通常只是其中的某些线路，它们并不必然有着内在的利益关联，而且，相对于革命话语可经由明确对象的内部整合方式，公共政策话语的内部整合功能却主要表现在，通过对不同利益主体，多重利益获取状况的调节，使集体（国家）范围内不要出现“革命”的一方。因此，相对于革命话语的对象明确性，公共政策话语更强调其利益取向，确切地说是利益关系取向性。利益关系内容的纷繁复杂，一方面使得公共政策话语很难做出整体性的话语规划，这是其意识形态淡化的基本理由；另一方面，不再附随于特定主体的利益的各种物化、仪式化以及制度化载体形式，又为多门科学理论话语进入公共政策话语的语境背景提供了条件，所以，相对于革命话语的合法性取向，公共政策话语又可能有着较为突出的科学性合理性取向，这可能进一步推动其意识形态色彩的淡化。
最后，在公共政策话语中，利益获取手段主要表现为利益关系的调节上，基于利益关系的不同性质，公共政策的调节手段也具有多样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指向人际关系的协调，并通过人际关系协调来推动集体（国家）内部的整合，乃至集体成员对于集体以及经由公益话语说出代表集体的公共权力的归属感。因此，相对于革命话语激烈的零和博弈取向，公共政策话语的调节更强调正和共赢的行为互动模式。在这里，利益的得失问题不再是简单的强取与剥夺，它涉及到更多，也更为具体化的利益交易问题，利益交易不仅是多边主体的，而且相关主体的涉入利益也可能是多重的，因此，关于部分利益的补偿、退让、交换等等往往是公共政策话语主要的调节手段。公共政策话语又直接表现为公共权力的话语说出。公共政策话语的这种双重产生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状况其实就反映可特定国家的公共管理机制，正是在不同的公共管理机制下，公共政策话语调节分别展示出其特有的民主取向、权力取向或科学性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