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模式创新脉络考察
时间：2021-07-11 20:01:4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党的社会整合模式随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党在局部执政时期逐步构建了政党主导型社会整合模式；党通过社会主义改造逐步构建了政府主导型社会整合模式；党通过社会主义改革积极构建多元契约性社会整合模式。细致梳理党的社会整合模式创新脉络，概括归纳党的社会整合模式创新的鲜明特色与时代启示。以期为党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提供有益参照。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模式；创新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0)04－0033－06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决议》指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可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使社会组成部分和因素逐渐融合、一体化的过程，即社会整合。社会整合是一个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必要条件，而社会整合模式在其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探究党的社会整合模式创新脉络，归纳其鲜明特色与时代启示，对于党努力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科学社会整合模式，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意义非凡。
一、党在局部执政时期逐步构建了政党主导型社会整合模式
党从成立时起就十分重视社会整合能力建设，希冀通过整合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力量来建设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的新中国。但党成立初期还处于不成熟阶段，仅是依靠发动工人罢工进行斗争，没有意识到建立政权的极端重要性。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与国民党实行合作，在全国各地积极帮助国民党建立组织，广泛地领导和发动工人罢工和农民运动，并在北伐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党的这些活动都是以国民党的名义进行的，并且没有主动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导致在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时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因此，党自成立时起至大革命期间虽积累了一定的社会整合经验，但并没有独立地执掌政权，也就不可能独立地进行构建社会整合模式的实践。
大革命失败后，党在曲折的斗争中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也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整合道路，那就是“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因而，党独立构建社会整合模式始于农村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1928年5月，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到1930年，党已在农村建立了多块革命根据地，比较重要的有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左右江等，并且在多处革命根据地成立了苏维埃政府。1931年11月，党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些根据地和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成为党构建社会整合模式的重要依托。党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提出了许多关于党政关系及其各自职能的理论观点，对于组织协调革命力量，构建科学的社会整合模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例如要求充分发挥农会和苏维埃政府的作用，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等；认为党和政权是不同的，对党和政府的职能进行科学定位，“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1929年，周恩来在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党管一切这口号，在原则上事实上都是不通的，党只能经过党团作用作政治领导。”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党所处的环境是极端恶劣的，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府实行极其残酷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政策，企图扼杀新生的革命根据地政权，消灭人民武装力量。党领导人民军队积极进行抵抗和反“围剿”，虽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也遭受了一定的损失。再加上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到1933年春夏，中央根据地经济严重恶化：工商业凋零，食盐、布匹、药品等日用品极端缺乏，价格昂贵，部分地方因缺粮而发生饥荒。”在如此环境下，党既要领导军事战斗，又要进行根据地建设，就必须建立一种快速反应、坚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机制。因此，党为了最大限度地集中人力物力，在实际工作中除了领导军队作战和进行必要的政治领导外，还大量地干预了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出现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这就使得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很高，政府则不然。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描述的那样：“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权威，政府的权威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由此可见，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努力构建一种迅速而有力的社会整合模式，且其雏形已基本形成，可以称作政党主导型社会整合模式。
党在延安局部执政时期主要包括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阶段。抗日战争时期，中日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党先后领导建立了陕甘宁、晋察冀、晋冀豫等十几块抗日根据地，成为党整合一切积极力量进行抗战的重要基础。在政权建设方面，党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在政府工作人员中各占三分之一，极大地调动了各阶级、阶层的抗日积极性。党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既照顾到了地主的生活，又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缓和了二者的矛盾，使他们积极地投入到抗日战争中来。在党政关系上，要求党不要过多的干预政府事务，不要直接给政府下命令等。虽然有这些做法和要求，但抗战环境是十分恶劣的：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了陕甘宁边区，在其著作《西行漫记》一书中写到：“就我在西北所看到的而论，……物质条件的局限性到处是显而易见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再加上国民党的军事“摩擦”和经济封锁，条件就更加艰苦了，“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此外，国民党“以党治国”的理念和以党控制各级政权的做法对共产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几年来，‘以党治国’的思想曾经统治了某些区域，甚至有些区域的领导同志还长期存在着这种顽固的思想。”1942年，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间关系的决定》，要求减少各级组织之间的矛盾，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从而使得政党主导型社会整合模式得到加强。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的领导得到进一步加强。1948年1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规定，要求中央局、分局，野战军首长、军区首长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中央作一次相关的报告。1948年5月和10月分别制定了《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和《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要求“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