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的人格魅力刍议
时间：2021-07-11 16:02:3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张闻天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他才华横溢、胆识非凡,不但在革命实践和理论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具有高尚的人格。早在青年时期他在《对少年中国学会问题的意见》一文中谈到“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与道德问题”时说：“我始终相信一个人的主张和行动，如其希望对于他人有丝毫的影响，有一分的效力，非有高尚的人格不可，没有人格的人们，不配谈什么运动、主张什么主义，即使配谈，配主张，也休想对他人有什么影响和效力。”{1}他一生坚持真理，善于独立思考，坚持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勇于在实践中探索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他从不趋炎附势，特别是在历史转折关头，在革命的方针、步骤、方法上，他敢于坚持正确的方向，任何压力都不能使其改变主张等等。正如邓力群同志所说：“张闻天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忘我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作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他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高尚的品德，科学的态度，朴实的作风，为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是共产党人的楷模，革命知识分子的典型。”{2}这就是张闻天人格的写照，也是对他一生最好的评价。张闻天所具有的人格魅力，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并将永远激励我们不断前进。
一、坚持真理
真理和人格是辩证统一的，高尚的人格基于对真理的深刻认识和坚定信仰。张闻天有一句名言，“真理在谁手中，就跟谁走”，且一生忠实地践履着。他的一生就是坚持真理、和谬误作斗争的一生，体现他坚持真理的事也很多。
如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重要转折点，也是我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一个显著标志。会议解决了当时迫在眉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和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在极其危急的紧要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这次重要会议上，张闻天彻底摒弃了“左”倾错误路线，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反报告，旗帜有力地配合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路线，促成了会议的圆满成功，其伟大的历史作用和功勋是不可磨灭的。
再如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张闻天的发言也体现了他坚持真理的高尚人格。庐山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为会议定了调子，他认为总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要求大家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认识。在讨论中，与会者有的对大跃进以来工作中所暴露出来的缺点和错误感到痛心，认为前一段纠“左”还很不够，要进一步深入进行。有的则采取护短的态度，不愿多听批评，多讲缺点和问题。彭德怀对于会议未能透彻地总结经验教训，正确地解决问题和统一认识，深感忧虑和不安。出于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批示将信印发与会全体同志讨论。在讨论中，有些人说这封信夸大了错误，低估了成绩，有埋怨泄气情绪，甚至认为这封信实质上是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成绩，是针对毛泽东的。张闻天顶住了压力，从立党为公、忧国忧民的角度出发，支持彭德怀信中的基本观点，随着整个会议风向的改变，“左”倾的错误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最终，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决定把彭德怀和张闻天分别调离国防部、外交部，同时保留他们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原来的职务，“以观后效”。当时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张闻天不在经济问题上发表意见也无可厚非，何必要去引火烧身呢？原因就是彭德怀信中所说的是事实，是符合实际的，所以要支持，这是他追求真理无畏精神的体现！
二、大公无私
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张闻天一生中所表现的优秀品德中应该说最为突出的是无私。这也是其人格魅力中最耀眼的地方。因为无私，他能做到不争名、不争利、顾全大局，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得失。他在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曾两次主动让位。一次是长征途中在遵义会议后的1935年6月，为了红一、四方面军团结，中央在人事安排上考虑如何对张国焘作出适当的灵活的让步时，张闻天从全局出发，主动表示让出自己担任的的职务。另一次是在党的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他曾向毛泽东提出“让位”，推举毛泽东为党中央总书记。当时毛泽东不主张这样做。张闻天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坚持己见。但是会后却主动将主持全盘的工作移交给毛泽东，并主动提出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处，坚持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正是由于党的团结，才使得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并最终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张闻天无私的品格不仅体现在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上，而且还体现在对待自己家庭的问题上。他不仅自己不搞特殊化，而且要求自己的子女亦如此。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从东北来到北京，一天儿子虹生拿着一张学校发的表格问他，家庭出身一栏填什么好，张闻天回答说“职员”。当时进城的干部子女多是填“革干”，而“职员”在一些人的眼中却看成跟旧职员差不多，似乎不太光彩。于是儿子很不理解，他就把儿子教育了一番，说职员和工人、农民一样，只是分工的不同，要儿子不要因为是革命干部家庭而有丝毫特殊。20世纪60年代政府实行精简机构，号召青年下放锻炼，张闻天带头把一个女儿精简到工厂，一个儿子下放到新疆，女儿在工厂当打字员。儿子在新疆一呆就是10年，直到父亲去世，也没有能调回到父亲身边{3}。
张闻天这种无私的人格精神来自于他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贞，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他在1925年入党的时候就曾表示要“做一个无私的光明的找求者”，可以说他的一生就是他入党宣言的真实写照。
三、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张闻天实事求是精神一大突出体现。张闻天早年留学日本、美国，特别是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为他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功底，但由于对中国下层社会生活缺乏长期的亲身体验，在观察和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时，就显得缺乏实践方面的调查，这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一度陷入教条主义的根本原因所在。但是张闻天在意识到这些错误后，从不文过饰非，勇于在实践中改正错误，改进工作作风，善于从自己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中提高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后半生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务实求真的人格精神得益于他对自己早年“左”倾错误的深刻自责和反思。他说：“主观主义、教务主义曾经使我们犯了无数的错误，使我们受到过极大的损失，如果我们从这里能够得到什么教训的话，那就只有无情地同主观主义、教务主义做坚决的斗争，把自己的一切工作放在坚固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4}
张闻天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始终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始终身体力行地深入实际,注重调查研究,到实际中去“求是”,掌握事物的客观规律,从而创造性地解决革命的一系列理论、方针和政策问题,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时,他以毛泽东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为榜样,效仿毛泽东在长冈乡、才溪乡的调查研究的方法,深入到一些乡、区苏维埃做调查研究,了解真情,写出了《区苏维埃怎样工作》等指导文件。20世纪40年代初,在延安整风期间,他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以极大的精力,深入下层进行调查研究,亲自率领调查团,到陕北和晋西北调查,历时一年又两个月。他亲自召开调查会,走家访广大人民群众接触,收集大量第一手资料,撰写了《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碧村调查》、《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和《杨家沟地主调查》等调查报告。通过这些调查，张闻天深刻地感受到：“一个领导者，如果他对于当前的具体情况没有精密的调查研究，他就无法提出正确的任务，这正像一个军队的指挥官，如果他对当前的各种情况没有精密的调查研究，他就无法决定作战的命令。”{4}而且“任何共产党不论其过去如何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只要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走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品”。{5}调查出真知,实践出智慧,张闻天的思想和理论扎根于实践,来源于实践,同时高于实践指导实践,他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