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纵横谈
时间：2021-07-11 12:00:2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达化斋日记，杨昌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陈晋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在学校污浊腐败的情况下，怎么求学问呢？似乎只有隐身深山幽泉，潜读古籍，以建基础；仿效康有为梁启超，然后下山涉新。但是“邵西不谓然”，并认为这是先后倒置。黎锦熙详述自己的见解说：“盖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若政治家、事功家之学，尤贵肆应曲当。”即是说，学问的基础不是先古后新，而是相反：先通后专，先新后旧。
毛泽东说：“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1]14实际上，无论是青春年华的学生时代，还是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抑或日理万机、领袖群伦年代，他都嗜书如命，手不释卷，以书为伴：书以伴行，书以伴眠，甚至书以伴厕，直到临终前夕仍在索书，一生读了难以数计的书。就毛泽东读书来说，在20世纪中国和全世界的革命家和政治家中，实难有出其右者。
本文限于篇幅，特就毛泽东读书作纵横谈。
修学储能在长沙
毛泽东青少年求学时代，正是西学、新学在我国初兴的时期，然而中学、旧学仍是一般读书人的必修功课，也是毛泽东自韶山私塾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所读学校先生们的强项。受当时教育环境和所遇老师的影响，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就特别喜欢中国文史，读了大量的古籍，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练就了一手绝好的作文吟诗功夫。
少年毛泽东在韶山私塾读的是“蒙学”，即“三、百、千、千”，亦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以及《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启蒙课本。这些融文字和主要是儒家人生理想、伦理规范、典故风俗等学问为一体的课本，比较通俗，切近人生，又大都押韵好记，读来朗朗上口，很适合少年启蒙。
1910年秋，16岁的毛泽东离开韶山上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他给父亲留下了自己改写的一首日本立志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他在那儿，尤其读了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合订本，接受了近代启蒙思想。
1912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但他不满于这所名校刻板的校规，而其有限的课程又远远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半年之后，他毅然退学，寄居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步行三里去浏阳门外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他订了一个自修计划，他说：“我非常认真地坚持执行这个计划……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我仅仅休息片刻，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中餐。我每天在图书馆一直阅读到闭馆的时候。”[2]31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牛进菜园一样，他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中外名著，而他最感兴趣、收获亦最大的是读了西方18至19世纪的名著：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这些西方名著，使他集中地受到一次民主与科学的启蒙教育。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接着该校合并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在那儿不仅遇到了刚从海外游学归来、使他终身不忘的恩师杨昌济，而且遇到了对他以后读书撰作有重要影响的国文教师袁仲谦。
杨昌济学贯中西而以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宋明道学为主，对儒家人生理想和心性修养情有独钟。他学识渊博，行为白璧无瑕，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被称为一师的“孔夫子”。毛泽东深感杨昌济的“弘通广大”，因而对杨先生“最所佩服”。[3]4781913年他在四师听过杨先生的修身课，进入一师后，他和一些同学组织一个哲学小组，便请杨先生担任指导。1916年暑假，他从长沙步行120里，专程去当时还是穷乡僻壤的板仓冲杨家拜师。他以极大的兴趣浏览杨先生书房“达化斋”的藏书，特别是新书和报刊，同杨先生讨论学术和社会问题。他还同萧子升等同学经常去杨宅聆教，讨论问题，“或谈治学方法，或讲做人之道，或阅读书笔记，或论天下大事”。每每一天下来，远胜多日读书。杨先生还常常留饭，师生之间，相交甚深。杨先生1915年4月5日专门记了这样一则日记：“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如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4]169杨昌济学贯中西而以中为主，这明显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的中西文化观；杨昌济特别推崇宋儒的心性之学和明末清初以王夫之为代表的经世致用之学以及曾国藩、谭嗣同，也同样明显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杨昌济对康德哲学的研介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青年毛泽东的哲学信仰。
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毛泽东读了曾国藩包括家书、日记在内的许多著作，深知曾氏学问根柢。曾氏是用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帜，组织湘军，剪灭洪秀全、杨秀清以西方天主教为思想旗帜的太平天国起义军的。青年毛泽东“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3]84曾国藩的务实学风和思想修养方面，也引起青年毛泽东的追慕和效法。其《讲堂录》记：“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真精神实意做事，真心求学。”[3]581所谓 “真精神”实际上是毛泽东对曾国藩“厚实”两义的概括，并且是足可效法的务实精神。这种务实精神也是随后毛泽东踏着人生实际说话和五四时期接受胡适研究具体问题的主张而成立“问题研究会”的思想基础。《讲堂录》还记 ：“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3]59《讲堂录》所记“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此句前批有“曾语”，亦指曾国藩；所记“朱子学问，铢积寸累而得之”，可见于曾国藩《杂著·笔记二十七则》之《克勤小物》条。所记“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则见于曾国藩1867年2月29日《致沅弟》[3]601。《讲堂录》所记这些，不仅对青年毛泽东具有教益，而且对毛泽东后来同样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可见于毛泽东一生的“多思”、活力和朝气，永不满足的追求和奋斗。当然，他晚年的追求和奋斗又违背了经世致用的湘学传统和他早有的“踏着人生实际说话”的信条，大都过于理想直至空想、幻想，最后竟弄成灾难。还有，他从严要求和教育自己的子女，也不能不说是受到了曾国藩“家书”的影响。《讲堂录》还全文记了曾国藩的“八本”说：“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
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3]593这“八本”是曾国藩一生遵奉的座右铭，亦即其人生修养的基本标准，应该说他是践履笃行的，这自然也同样引起毛泽东的效法。除了他因习惯晚上工作而不能不晏起，除了他不大注意养生且也有恼怒，其余各“本”他同样也是践履笃行的。他甚至把“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发扬到了极致。对于前者，他不仅自困难时期的60年代初起主动降低自己的工资标准，而且常常用自己的稿费资助某些特殊人士。对于后者，他不只是行军不扰民，甚至还很可能是受曾氏《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5] 5966—5967的启发，制定人民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进一步说，如果今天我们的文官武将都能效法这“八本”，那就自然会大大促进廉政勤政不扰民的作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