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程与经验:中国共产党对当代中国粮食工作的领导论析
时间：2021-07-11 12:00:2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经历了“奠定粮食制度基础”的建国初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和“探索粮食发展道路”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掀开粮食崭新篇章”与“践行粮食安全承诺”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几个主要的历史阶段。粮食是生存保障与发展根本，要始终将其放到战略高度上来认识。总结党领导下当代中国粮食工作的经验，对于今天探索我国粮食发展规律、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当代中国；粮食工作；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l(2011)03-0012-05
粮食始终是维系人类生存、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首要条件。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中，饥饿缺粮一直是笼罩在人民头上挥之不去的阴影。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最终摆脱了饥饿的威胁、真正解决了吃饭的问题。即便是在近些年世界粮食危机频发、逾十亿人口处在饥饿威胁中，中国人民仍能平静安稳、泰然处之。在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六十余年里，中国共产党对粮食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化，从“吃饭是第一件大事”的生存理念提高到“一切发展”首要条件的根本战略地位来认识。历经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在粮食问题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2260多亿斤增加到2010年的10928亿斤，从养不活4亿多人口到养活了近14亿人口，创造了“以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了世界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的奇迹。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光辉篇章。
奠定粮食制度基础(1949—1956)
周恩来总理在建国伊始就指出：“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上，在美国预言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人民吃饭问题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领导全国人民解决千百年遗留下来的粮食匮乏、人民挨饿这一老大难问题的伟大事业。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的粮食管理基本上实行的是市场自我调节，没有专门设置一个全国统一的粮食机构来管理。1950年中央贸易部召开中国粮食公司成立会议，确定粮食公司的职权是掌握全国粮食经营。中国粮食公司于1950年3月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隶属中央贸易部。同时成立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和东北6个区公司。各省、市公司和省、市以下公司的分支公司也相继成立，隶属中粮公司。据统计，当时粮食机构总数达2033个，从业人员达75611人，是贸易部所属各专业公司中机构及从业人员数量最多的一个。随后，在1950年3月24日政务院举行的第25次政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统一国家公粮收支、保管、调度的决定》，指出中央设粮食管理总局，受中央财政部领导，各级地方政府设粮食局，以加强对国家公粮管理。11月1日，在原财政部粮食处的基础上成立了粮食管理总局。中粮公司和粮食管理总局分别领导全国的粮食经营机构和粮食管理机构。1952年9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将原粮食公司和粮食管理总局合并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任命章乃器为粮食部部长，统一负责全国粮食征购和供应工作，管理全国粮食流通采买等事务。粮食部的成立，使全国的粮食自此有了专门的管理机构，粮食征收和流通开始逐步走上正规化，全国性的粮食管理机构和制度由此建立起来。
新中国成立伊始的粮食工作就是一场粮食战争。从打击投机资本哄抬粮价的“米棉之战”初战告捷，到为征收公粮而与反动武装开展的夺粮保粮斗争的胜利；从为了战胜1949年自然灾害的饥荒而实施50亿斤庞大的全国粮食大调运的圆满完成，到安排好国内各项粮食供应的同时认真做好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粮食供应；从建立健全人民自己的粮食机构和队伍，到正确处理好私营粮店与国营粮店的关系……在百端待举、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了军需民用、产销供求等粮食工作上的各种复杂问题，初显出党在粮食工作方面从容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公粮的征收十分重视，作了严格的制度规定。公粮征收是以农业税的形式纳入国库的。征收国家公粮的税则和税率，统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各级地方人民政府不得私自修改；公粮征收工作开始时各级领导亲自下乡，向群众作广泛宣传，把征粮政策、标准、办法讲清楚。各地征粮委员会根据本地区仓库的分布状况和容量大小，划定各仓库接收公粮的地区和接收的数量，确定群众交粮日期和次序。
土地改革的完成使亿万翻身农民获得了土地，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国家粮食总产明显增加。随着工业化建设的开展与城市人口的增加，特别是“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加大了国家对粮食的需求，粮食紧张局面凸显。权衡利弊，国家在多种粮食问题解决方案中选择了“统购统销”，即对农村余粮户实行计划收购，对城市人民和农村缺粮地区实行计划供应。统购统销对保证国家工业化的需要和各方面粮食的供应、稳定建国初期的局势，起了历史作用。但它“排除了价值规律对农业生产的刺激作用”，在执行的过程中“还存在着统得过死的缺点。国家征购过头粮的现象比较普遍，农民生产的粮食，大多都给收购上去了，所剩无几。结果，各方面都搞得很紧张，农民的生产积极受到严重影响，粮食产量长期没有大的突破”。加上“‘大跃进’和十年动乱的大曲折，人口增长的失控，不仅使我们长期找不到机会来改变这一政策，而且还不得不从购销两头越勒越紧”。为了解决统购工作中出现的农村社会矛盾，改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1955年党又制订了定产、定购、定销的粮食“三定”政策，从而使统购统销政策得到完善。
探索粮食发展道路(1957—1976)
毛泽东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这是他在大跃进和饥荒时期对粮食战略地位的特殊认知。面对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带来的严重粮食危机，党和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恰当应对。如：果断解散农村公共食堂，实行“低标准、瓜菜代”；加强国内调拨，确保军需民用；打破禁区，进口粮食，缓和国内供需矛盾；精简职工、下放城市人口，加强农业生产战线等。在经大量调查研究制订了《农业六十条》后，毛泽东又经过努力，把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和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并恢复社员自留地，进一步调动了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在粮食购销方面，实行奖售换购、少购少销、议购议销、放开集市、提高价格等粮食政策的系列调整，促进粮食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逐步扭转了粮食困难局面。安徽等地还试行过包产到户，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取得了明显成效。
在“文化大革命”严重动乱的局势下，从毛泽东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及至地方各级党政领导，排除干扰，没有放松粮食生产和粮食工作，努力维持正常粮食秩序。特别是充分发挥《农业六十条》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动乱局面的抑制作用，维护粮食生产的正常发展；继续坚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不改变，这对稳定农业和粮食生产、减少“文化大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