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布哈林《无产阶级和文艺政策问题》的当代启示

时间：2021-07-11 04:01:38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布哈林《无产阶级和文艺政策问题》的报告，论述了文艺的阶级性，提出取得文化领导权的任务，制定了针对知识分子的方针，开展文艺竞赛，这对苏联文艺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习近平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指导下，阐发布哈林《报告》的当代启示：一要坚持文艺发展的“两为”方向，二要提高文艺作品的质量，三要营造文艺创作的良好环境。
　　【关键词】布哈林《无产阶级和文艺政策问题》启示
　　【中图分类号】G1 【文献标识码】A
　　布哈林《无产阶级和文艺政策问题》的报告（简称《报告》）在苏联文艺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对推动20世纪20年代苏联文艺繁荣起过重要作用。以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精神为指导，阐述《报告》的主要内容和当代启示，以期在历史借鉴中深入学习《讲话》精神，对推动我国文艺事业发展有所裨益。
　　《报告》产生的背景
　　1921年，文学评论家沃隆斯基创办了《红色处女地》杂志并任主编，很快在其周围聚集了一批知识分子，形成了在文学界颇具影响的文学团体。布尔什维克党将该刊物视为宣传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面旗帜。1923年，瓦尔丁等人创办了文学评论杂志《在岗位上》，故瓦尔丁领导的文学团体又称“岗位派”。“岗位派”以无产阶级代表自居，以创作无产阶级文学为己任，但他们文学功底浅薄，盲目估计无产阶级文学成就；在文艺界进行阶级斗争，用粗暴手段对待非无产阶级作家；他们号称得到党的支持，要求党对文学专政，企图以他们控制的文学团体充当专政的工具。“岗位派”的出现造成了党的文艺政策的混乱，引发了文艺界的不满。沃隆斯基对“岗位派”提出尖锐的批评，“岗位派”反应强烈，污蔑沃隆斯基路线“就是使文学屈从于资产阶级的路线”，聚集在《红色处女地》周围的“同路人”都是“反动分子”，因此，“必须坚决和永远消灭沃隆斯基主义”。①这样，一场大辩论便在沃隆斯基和“岗位派”之间展开了。辩论的中心逐渐聚焦在党的文艺政策上，这引起党的高层领导的关注。为了解决争论，1924年5月，俄共（布）中央出版部召开讨论会，会议收到了由无党派作家叶赛宁、托尔斯泰等人联名的抗议信，控诉“岗位派”对他们的无端攻击。会议最终通过了批评“岗位派”、支持沃隆斯基的决议。但是，俄共（布）十三大上反托洛茨基的斗争使形势发生了逆转。沃隆斯基受到托洛茨基的牵连被免去《红色处女地》主编一职。“岗位派”抓住时机，猛烈攻击沃隆斯基，继续推行极“左”的文艺路线。在这样的情况下，1925年2月，中央文学委员会召开会议，布哈林在会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和文艺政策问题》的报告。1925年6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以布哈林《报告》为主要依据的《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简称《决议》），从而制定了党在文艺工作上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报告》的主要内容
　　布哈林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岗位派”的，但是《报告》的主要内容皆是当时苏联文艺界普遍关注、事关文艺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当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肯定文艺的阶级性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布哈林认为，文艺具有阶级性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应当大力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在《报告》中，布哈林主动谈起他同托洛茨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问题的争论。托洛茨基认为，世界性的共产主义将迅速到来，还没有等无产阶级文化创造出来，无产阶级本身就将不复存在，“于是无产阶级的若干特点便起了变化，变成人类共性和未来共产主义的特点”，②到那时，我们要创造的不是无产阶级文化，而是全人类的文化。布哈林指出托洛茨基的错误：一是忽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性，二是忽略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平衡性。他说：“在文化方面是否有无产阶级独有的特点？我认为有”，“以统治阶级的形象和面貌为标准形成起来的文学不可避免地将具有自己的特征。”③关于他和列宁的分歧，用布哈林的话说：“也许（我不说想必，而说也许）弗·伊认为，无产阶级文化的时代会出现。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就对这个问题高谈阔论，大喊大叫并引起公众的注意，那么，我们反而会把这一事业葬送掉。时间尚未成熟。现在还必须从字母学起，学会洗手等等。”④在他看来，列宁把群众性的文化普及看作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布哈林同意文化普及，但是强调不应忘记文化提高即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布哈林肯定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在阶级社会中，文艺不仅不可能是中立的，而且它还积极地为一定阶级服务。”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统治则不能允许非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包括非无产阶级文学继续占统治地位。如果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期内不逐步掌握一切意识形态阵地，它将失去统治阶级的地位。”⑤布哈林的观点被吸纳到《决议》的第四条：“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中立的艺术，虽然一般艺术的阶级性，尤其是文学的阶级性，其表现形式较之—比方说—在政治方面是更加无限地多种多样。”⑥
　　提出取得文艺领导权的任务。布哈林认为，文艺的领导权问题无疑是存在的，它甚至日益重要了。对比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发现：在封建社会，资产阶级虽然在政治上受到压迫，但在经济上，它不是一个受剥削的阶级。资产阶级完全可以凭借资本的优势发展本阶级的文化，甚至超过地主阶级的文化。所以，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意味着夺取了全部意义上的领导权。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受到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文化教育上的垄断，没有能力和条件发展自己的文化。无产阶级“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成熟起来，但决不是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成熟起来的。”⑦因此，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便夺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领导权。”但是，“我们正处于虽已取得政权，却尚未成熟到可以掌握文化领导权这样一个时期”。那么，“我们应该提出取得这一领导权的任务”。⑧对于“岗位派”要求党对文学专政，布哈林认为，“必须原则上说，这件事是由我们领导的”，“从总的方面可以决定一系列问题，党将在这方面作出必要的结论，但是，在一系列艺术的形式问题上，在形式风格的创造等问题上不能做这样的结论。”⑨这是因为：一方面，党在文艺领域还有一系列东西不懂，在较长的时间内不可能学会这些东西，另一方面，文艺有其规律和特点，党对文艺的领导要注意领导的界限。布哈林的观点被吸纳到《决议》的第十三条：“党既然领导整个文学，就不可能支持某一文学派别……正如党不能以决议来解决家庭形式一样”。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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