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对红军长征的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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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潘汉年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作出了杰出贡献，主要表现有：作为红军方面全权代表同粤军陈济棠部进行秘密谈判，为中央红军长征达成了“借道”协议；受命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及红军长征情况，争取了共产国际、联共（布）对遵义会议的肯定与支持；把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及精神带到中共中央，推动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根本转变，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性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支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对克服张国焘分裂主义，对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 潘汉年 红军长征 共产国际 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 统一战线
潘汉年（1906—1977）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1934年10月，他参加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的长征，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做了不少工作，后受中央派遣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及红军长征情况，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作出了杰出贡献。
一、潘汉年同何长工作为红军方面代表同粤军陈济棠部进行秘密談判，为中央红军长征达成“借道”协议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指导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等种种因素，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已极少可能。193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并将这一决定报告共产国际。最初的红军长征路线是：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全部准备工作于10月1日前完成。共产国际复电同意这个计划。红军长征的突破口选择在根据地西南部的粤北。广东军阀陈济棠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地方实力派之一，担任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时的南路军总司令，他害怕同红军作战把本钱输掉，更害怕蒋介石借“剿共”之名让其中央军进驻广东。中革军委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即加紧了同陈济棠部搞统战工作。经过秘密接触，10月5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委派潘汉年、何长工为红军方面全权代表同粤军谈判，粤军方面的代表是杨幼敏、黄任寰、黄质文，谈判地点选择在寻乌县罗塘镇。
潘汉年、何长工带上朱德写给陈济棠、黄任寰的亲笔信。双方经过3天紧张会谈，最终达成5项协议：第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第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第三，解除封锁；第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第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我们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40华里，我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为保密起见，协议只写在双方代表的记事本上，没有形成正式文件。谈判结束后，潘汉年、何长工急忙赶往于都向周恩来汇报谈判情况。周恩来得知谈判成功，达成了5项协议，异常高兴，并且说，这对于我们红军和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将起重大作用。[1]p326
中央红军紧张集结准备突围时，红军总部用密电通知陈济棠：“部分红军欲向贵部防区借道，请按协议之约定予以方便为盼。”[2]陈济棠在湘粤边境划定通路让红军通过，又装模作样派出部队堵截，沿途筑碉掘壕、架设枪炮，如临大敌，但又秘密通知各高级将领：“共产党只借路西行”，“敌不向我射击不得开枪，敌不向我袭击不准还击”[3]p423-424。这为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突破国民党第一道封锁线创造了有利条件。10月25日，红军冲破了蒋介石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全部进入粤北南雄境内。由于陈济棠部基本没有堵截，也使红军于11月4日比较顺利地通过第二道封锁线。红军认真执行“借道”协议，不入广东腹地，只沿粤北西进，又顺利地突破了敌军第三道封锁线，越过粤军防线进入了湖南。时任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一厅中将副厅长、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把陈济棠等地方军阀追堵红军称为“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蒋介石致电严厉斥责陈济棠“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不予截击”。
红军与粤军谈判协议尤其是“借道”一款，对8万多中央红军初期的战略转移起到了关键作用。在突围转移中的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已没有任何根据地可以依靠了。陈济棠手里直接掌握着十几万陆军，还有一个拥有近百架作战飞机的航空大队。如果粤军坚决出击，将红军拖住，加上国民党中央军和湘、桂两军再联合夹攻，中央红军就可能过不了湘江，不是全军覆没就是被打散。潘汉年、何长工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长征立下了巨大功绩。
二、陈云和潘汉年受命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及红军长征情况，潘汉年成为中共中央和莫斯科的重要联络人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遵义会议批判了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解除了博古、李德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实现了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根本转变。正如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之间的电信联络中断了，遵义会议是在没有莫斯科方面干预的情况下召开的，是中共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开端。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联共（布）同中共领导的革命事业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遵义会议之后决定派陈云、潘汉年到上海去，设法打通同共产国际的联系。潘汉年先行到达香港、上海，于6月20日致信共产国际驻华代表，报告中共中央同国际失去联系的原因，提出恢复联系办法，并简单报告了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的一些情况，共产国际执委会于8月1日收到了潘汉年的信。陈、潘二人按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于9月下旬先后到达莫斯科。
陈云、潘汉年参加了10月1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陈云在会议上详细汇报了遵义会议及红军长征情况[4]，这是中共高层领导干部系统阐述长征过程的最早报告。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曼努伊尔斯基和候补书记弗罗林听取了汇报。陈云对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5000多公里的西征行程，作了全面而细致的总结，其主要内容有：阐述西征的四个阶段和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政治意义；西征取得胜利的原因；在统一战线、西征的组织动员、干部政策、经济政策及军事指挥上犯过的主要错误；对党的工作的评价。陈云最后着重指出：“我们的党当然犯过某些错误，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像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错误时期需要共产国际出面干预的情况，再也不会有了”；“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斗争的干部队伍。”陈云的报告既高度凝炼又生动形象，充满了自信力和感染力，引起了曼努伊尔斯基、弗罗林等领导人的强烈兴趣，他们在听取汇报过程中不时插话提问，陈云一一作了答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