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高层机关挑起的两次辩论
时间：2021-07-10 20:11:4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发起以钢为纲的辩论
从1952年成立国家计委开始，我一直在办公厅从事会务秘书工作。由于我有速记专长，1957年被抽到全国人代会会务组，荣任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的记录任务。从担任委务会、党组会以及专业计划方案研讨会会议记录工作中，了解到钢铁翻番高指标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特别是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及人民公社化以来，城市粮油肉菜蛋等副食品供应紧张，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日趋下降的情况，我十分忧心，亟盼1959年的庐山会议能扭转经济工作“左”的倾向。然而会议不但未纠“左”，反而在全国掀起“反右倾”运动，我心里想不通，感到很不安。经过思考和搜集相关资料，我试图从计委业务角度提出建议，抵制庐山会议的不良势头。我写出两篇文章：一是《来一个以钢为纲的大辩论》，列举苏联历年钢的增长幅度和相应条件，对比中国的增长幅度，说明按高指标要求，将加剧严重失调和紧张局面。农村、农业和农民生产承受不了工业跃进带来职工人数和城市人口猛增的压力。我又写出《城市人口、职工人数的增长必须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适应》的论文。两篇文章于1959年8月10日和8月17日刊载于计委办公厅编印的内部刊物《经济研究资料》。有人发问：中央已作出反右倾的决定，正在批判“右倾”之际，你挑起这样的大辩论，这不是跟庐山会议决议相对抗吗？果然，这篇文章引起当时中央五人经济小组内部刊物《经济消息》的注意，将前一篇文章摘要刊载在《经济消息》的第四期上。不久，我成为“顶着风”、“边反边犯”，系统大量地散布右倾言论的典型，从支部、总支到全机关党代会上，经过重点批判，被定性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指责党中央毛主席的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经过大张旗鼓的批判，对我的错误性质作了结论，调离机要岗位，另行安排工作。
发现粮食数字的秘密
1960年2月我下放到陕西省延安县李渠公社阳山生产队劳动锻炼。下放干部和农民，在食堂吃的一锅饭，在地里干的一样活。这里继续坚持大跃进开办的公共食堂。干部和社员每天一斤粮食定量，普遍吃不饱。中午一顿糠窝窝，早晚两顿稀饭。“五一”之后，食堂的粮食吃光了，公社党委要求下放干部保证食堂不散灶。没有粮，挨户动员说服，发现有粮，登记后将粮食送到食堂。而我在执行时，却是挨门挨户“说服动员”不成，就翻箱倒柜搜粮。
头一户是在老乡灶锅底、炕洞里掏出用层层纸包的四五斤湿潮杂面，刚想登记后送到灶上时，一位与我母亲年龄相仿的老大娘，抱着我的腿哀告说：“后生哩！这点杂面留给娃娃、老汉吧！”我和参加搜粮的生产队干部、民兵排长等商议咋办，我提出要让群众自愿，他们说：“从合作化到公社化，大办食堂，上级派下的要粮、要鸡、要猪等项任务，要讲自愿什么都搞不成。这家的不忍心收，谁家的也不该收，当不了就是散灶？”听了后，我态度果断起来，说服老大娘体谅我们：您一家给挡住，谁家的都收不成了，还是听毛主席的话，响应粮食到堂号召吧！就这样，我成了这次挨门挨家搜粮的“能手”。这样，全村粮食彻底到堂不到千斤，食堂仍然难以维持，社员就靠刚产出的红豆角、野菜糊口。
我们下放干部小组八个人，我平时劳动最卖力气，最吃不饱，也学社员们收工时，采拾野菜，装满上衣的两个口袋。到吃饭时，别人排队打饭，我却忙着洗菜，用小刀切碎，放在饭钵子里，到锅灶前，领了两勺玉米渣稀饭，洒一把盐，吃得满香。不料在一次小组会上，有人说：老朱干什么都那么认真，表现挺好，可是吃饭也太认真啦，表现特殊。次日早饭前，我上茅房时摸到准备早饭吃的一衣袋野菜，想到前晚因为吃饭挨了批评，便赌气把这袋苦菜抛到茅坑中。没几天，我的腿浮肿得迈不了步。伙伴们关心，不让我劳动，留在窑里休息。社员们听说“老朱饿浮肿了”，他们没有把我搜粮干下对不起他们的事放在心上，反而提议“看看老朱”。大队支书和队长买了饼干慰问我。又张罗安排社员用手推车把我送到延安医院。打了点滴，特别是吃上了两顿炸酱面之后，我精神起来，也能迈动步了。当地干部和群众如此厚待我，加深了我对延安人民的深厚感情。
在我挨家搜粮时，发现家家都有六七个或十几个柳条编的大粮囤子，每个可装2石至4石粗粮。我问：“没打下多少粮，为啥有这么多粮囤子？”他们说：“是合作化前粮食多，有的囤子是老先人留下的。”我问：合作化以后每年分来的粮能装多少囤子？他们说：“一到秋冬打场时，先完成送交公粮、购粮任务，分给社员的，顶多装满两三个囤子，有的吃到春节后，就要吃返销粮。”随后我访问李渠公社，一位领导同志说：“你们不明白粮食统计数字是咋回事。每年秋季不等公社报测产产量，县委早就定出各个公社的产量，公布下来，比实产高出一半甚至成倍，公社书记怕批‘瞒产’，只好领回来，开管区、大队干部会，也是照样往下‘硬估’。产量高估，公购粮交过头，就挤了口粮和饲料。”我听到后不寒而栗：合作化一层层命令向下压，粮食产量又一层层向上谎报，这样下去，给党和国家的决策带来的隐患，多么不堪设想啊！
致党中央毛主席的第一封信
1960年底，结束延安劳动锻炼回到北京，得悉我早已被列入编外的待分配人员。当时经济形势异常紧张，人们越来越看清庐山会议不纠“左”而反“右”所带来的恶果，但谁也不敢口吐真情。我是黑龙江人，准备要求到东北农村基层，把在延安看到令我惊诧困惑之事，到东北再看个究竟。这时办公厅领导提出让我随宋平同志到西北局工作，我有所犹豫，最终还是服从了分配。1961年3月到中央西北局计经委办公室从事资料研究和会议记录等秘书工作。
1961年，中央称为“大兴调查研究之年”，党内外乃至报刊媒体的民主气氛有所活跃。我没有机会下去作实地调查，却可以从资料室内部文件中看到一些地方农村贫困饥饿的困境，看到一些社队实行分田到户和单干。有的领导同志还向我发问：“小朱，你在延安农村干了一年，有什么看法？”各地的信息，机关领导和一些同志的提问，联系在延安发现合作化后农民粮囤子空着，我在学习经济工作“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时形成一条思路：农业生产关系，农村政策有没有一个调整问题？我越来越把实行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甚至单干看作是扭转形势的必由之路。
这时，在东北家乡的老母亲（68岁）由于长时期营养不足病危，我不远千里来到她病床前，她拉着我的手说：“成贵呀，我总想吃几块肥肉。”我走遍全镇未能买到。在她离世时，我痛哭：“养儿一回，连买一块肥肉的孝心都未尽到！这是为什么呀？！”悲痛唤醒我：许多闹粮荒的地方，不知有多少缺乏营养的老人和婴儿病死饿死？我不能无动于衷，要为千千万万饥饿的人们着想，设法让党中央毛主席听到他们的呼唤。
1962年3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份简报，提到广西各县干部会上，“公开主张单干或包产到户的占1/4，有的县超过半数以上，没有公开表示的还不在内”。简报的小标题还标出《主张单干的种种谬论》。
1962年4月14日，我写出了呈寄党中央毛主席的第一份意见书。一开头就对中监委简报所列“主张单干的种种谬论”明确表示：我不以为是“谬论”，可能是个刚刚开始的辩论。我分析说，一些地方集体经济不能巩固，农民积极性不高，粮食减产的根本原因，不完全在于“五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平调风等）或工业高指标的影响，而在于急于求成地全面实行集体化，违反自愿原则。我还从理论和路线上剖析，按生产关系变革适应生产力性质原则，过早过快地全面集体化与生产力的要求不符，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相当长时间”、“逐步”的要求不符。为扭转经济形势，扭转农村、农业、农民面临的困境，我明确主张包产到户和多种经济成分应继续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