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研究文献综述
时间：2021-07-08 20:06:3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2005年以来，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理论研究随着四批试验区的设立，尤其在天津滨海新区试验区设立后迅速展开，相关理论问题基本都有所涉及。重庆、成都、武汉、长株潭四个试验区的设立，对之前的认识和研究成果提出挑战，相关理论研究有待深入。总体来看，当前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尚不能适应迅速开展的改革试验实践，存在一些重要不足，需要予以高度重视。
关键词：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统筹城乡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8)06—0019—05
改革试点是中国渐进式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举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进行了两轮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试验)，对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改革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十六大前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同民生问题、社会秩序问题、生态环境问题之间的矛盾日益凸现，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成为改革发展的主题。在此背景下开始了第三轮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即2005年以来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置与试验。
国务院和国家发改委2005年6月和2006年6月分别批准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7年6月设立了重庆市、成都市两个“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7年12月又设立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两个“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圳市较早提出了设置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申请，未获得专文批准，但深圳作为第一个经济特区在当前的综合配套改革中应发挥的重要作用得到了中央和各界的充分肯定。自2005年6月21日上海浦东新区获批首个试验区到2007年年底，全国共有18个省区市提出申报21个试验区。2005年申报4个，2006年申报6个，2007年申报11个。此外，全国各省市也在各自范围内设立了省级、地级、县级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武汉与长株潭两个试验区设立后，国家有关部门明确表示，近期将不再新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表明中国改革试点布局已基本完成。
一、研究概况
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展开的理论研究始于2005年，但直到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获批之后才有大量研究论文出现。随着武汉与长株潭两个试验区的设立，全国性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布局基本完成，2008年研究论文数量明显下降。通过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2005—2008年论文公开发表数量见图1。2008年7月17日通过CNKI全文检索，在篇名中检索“综合配套改革”，并从检索结果中剔除探讨乡镇综合配套改革问题的论文后，2005年至2008年的论文为214篇，其中核心期刊发表38篇，无论全部期刊还是核心期刊，2007年都是最高的，所占比例分别达到58％和74％。在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中，有15篇发表在深圳《开放导报》杂志上，占总篇数的39％，有13篇为天津研究人员发表，占34％。
作为一项重大的改革实践活动，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相关文献大量以新闻报道与评论、政府政策发布、领导讲话、地方经验总结与交流等形式出现。国家发改委体改司网站设有“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专题，对中央及各地综合配套改革相关政策、报道、总结进行集中发布。中国发展门户网(http：//cn.chinagate.com.cn)对综合配套改革有系统、跟踪的文献收集与发布，2008年6月站内搜索“综合配套改革”可检索到相关文献262篇。各试验区除了政府网站发布相关信息之外，也有地方性刊物发表相关政策、观点、评论和经验总结，如上海的《浦东开发》、四川的《四川改革》、重庆的《新重庆》与《决策导刊》、天津的《港口经济》等。本文主要是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理论性研究文献的综述。
二、基于津沪深三地的研究
在成渝两地设立试验区之前，基于津沪深三地的理论研究已经较为深入，相关的主要理论问题都已涉及。
其一，试验的背景。李罗力和陈文玲强调此次试验的背景是中国改革模式面临重大转型，如改革从以经济体制为核心向经济与社会全面深入变革转变，从普惠向存在利益调整的多数人受惠转变，从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变等。郝寿义和高进田认为开展此项试验是日益开放竞争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改革从浅层向“深水区”推进两方面的要求。
其二，试验的意义。李罗力认为开展此项试验对于改革顺利转向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新阶段，继续“摸着石头过河”，探索新的改革动力和改革思路具有重要意义。汪玉凯则认为浦东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意义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中央设立深圳特区对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
其三，试验区的内涵与特征。郝寿义与高进田将“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基本内涵归纳为三个层面：国家层面的带动与示范作用、综合配套改革层面的系统性和试验区层面的先试先行。他们认为试验区的特征主要有三：其一，改革的广度不同。从以往的经济体制变革主导扩展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二，改革开放的深度不同。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试验将触及到一些体制内核问题；其三，改革开放的路径不同。以往主要是“政策优惠牵引、开放搞活拉动”，是一种“外来型”的发展模式，此次试验则强调“内源式”的现代化模式，不依赖于特殊的优惠政策，而是侧重于自主创新的历程。袁易明认为此项改革试验具有更加注重社会发展(改革从效率导向转向公平导向)、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更加注重协调性三个主要特征。
其四，试验的理论依据与空间扩散模型。王家庭将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看作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事物，认为其理论依据主要是区域经济理论中的增长极理论、空间结构理论和区域创新理论，进一步基于空间扩散理论建立了改革试验制度创新的空间扩散模型；郝寿义和张换兆也将制度创新及制度扩散作为改革试验的中心任务，基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分析方法建立了以政府、企业和居民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制度供给及制度空间扩散模型。
其五，试验区的设置要求。杨建文与胡晓鹏探讨了试验区的设置要求，认为从经济实力和社会发展水平看，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具有经济基础和制度创新条件，应当在这些地区设置试验区。王家庭认为试验区的设置需要具备区位、资源禀赋、科技创新能力、投资环境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的优势，并重点论证了天津滨海新区设置试验区的条件已经成熟。
其六，试验重点展开的领域。李罗力和袁易明探讨了改革试验的主要领域，主要包括政府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创新型社会的体制和机制、建立法制社会、建立循环经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金融体制改革、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等八个方面。其中，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被置于首要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