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运动原因新探
时间：2021-07-06 08:02:3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史学界有多种论述，但笔者认为，开展这场运动的初衷是:长期以来毛泽东对莫斯科的瞎指挥不满，对中国共产党内迄今为止仍然普遍存在的迷信苏联和共产国际、盲目崇拜莫斯科的思想情绪感到忧虑。他要通过整风运动重新调整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的关系，全面摆脱“国际指挥中心”，彻底排除其对中共政策的干扰，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中共独立自主制定的政治路线。
［关键词］毛泽东 延安整风 原因新探
20世纪6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进行一场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的思想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毛泽东在1943年10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说：“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这两者均根源于苏联和共产国际，据此笔者认为，开展这场运动的初衷是:长期以来毛泽东对莫斯科的瞎指挥不满，对中国共产党内迄今为止仍然普遍存在的迷信苏联和共产国际、盲目崇拜莫斯科的思想情绪感到忧虑。他要通过整风运动重新调整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的关系，全面摆脱“国际指挥中心”，彻底排除其对中共政策的干扰，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中共独立自主制定的政治路线。对于这一点，史学界论述较少，本文就此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党内发生的“左”右倾错误的根源在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瞎指挥
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共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党成立后，苏俄和共产国际确实给予很大的支持和帮助，正因为如此，中共与俄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就非同寻常。1922年召开的中共二大确定：中共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表明，共产国际（实际是莫斯科）与中共的上、下级关系被正式确定下来，中共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执行共产国际作出的一切决定，共产国际则应当积极指导，并从各个方面帮助中共。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所犯的一系列“左”、右倾错误，都与忠实地执行苏共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有极大的关系。
1、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发生发展与苏共和共产国际有关。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主张中国共产党必须与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并建议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这个建议一提出，立即遭到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激烈反对。1922年4月，陈独秀直接写信给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并提出六条理由。7月，马林正式向共产国际提出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并得到认可。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马林正式传达了共产国际这一指示，陈独秀仍持反对意见，但他又表示，如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不可改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应该服从，但共产党对国民党提出一定的条件。［1］中共只能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1923年1月，共产国际给中共党下达的第一个关于国共合作的正式文件，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中提出一个错误的论断：“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2］这一论断为陈独秀所接受，并逐步形成了“二次革命论”。1925年，孙中山逝世的当年，发生了两起突出的事件，一是戴季陶公开发表排共反共的文章，二是反共的西山会议的召开和西山会议派的形成。这两件事引起了一些中共党人的注意，如陈独秀等，他开始意识到莫斯科提议的“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方式存在某种弊病，认为共党人此时应考虑退出国民党，改取“党外联合”的方式继续国共合作。莫斯科则不这么认为，斯大林虽意识中国的“资产阶级已分裂成革命派和妥协派”，却又说“资产阶级的妥协部分还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合在一起”。因此斯大林和共产党国际提出“保持国民党统一的政策”，也就是“为了革命的目的而利用右派”的政策。此外，斯大林既不赞成将右派从国民党中驱逐出去，也反对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正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共产国际以“上级”的身份对其“下属”中共党内出现的退出国民党的倾向予以严厉的批评，由此导致了在国民党二大上，中共作出自愿放弃在国民党和军队的领导权这两项重大的政治让步以及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了中共执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全面地接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与此同时，一直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视为“革命领袖”的蒋介石却备受青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前一个星期，斯大林本人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说：“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右派中有能干的人，他们领导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也许不同情革命，但是他领导着军队，他除了反帝外，不可能有其他作为。此外，右派同张作霖的将领有联系，他们很善于瓦解这些将领的士气，使他们带着全部家当不动一枪一弹倒向革命方面。他们同富商也有联系，他们可以在那里筹措资金。因此要充分利用他们，就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后再扔掉。”［3］“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斯大林虽不得不承认“利用右派”政策破产，但仍没有改变对国民党的幻想，转而寄希望于汪精卫集团。斯大林说：“保持国民党的统一政策，在国民党内孤立右派并为了革命的目的而利用右派的政策，已不能适应革命的新任务。这个政策应当代之坚决把右派逐出国民党的政策，和右派作坚决斗争乃至在政治上把他们消灭干净的政策，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没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作为左派国民党和共产党人联盟的国民党手中的政策。”［4］显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政策仍建立在对所谓“左派”而实际仍为“右派”的汪精卫、唐生智等人的幻想之上的，再加上中共五大上，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罗易之间在根本观点上有着尖锐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又是不为党内大多数人所明白，因而导致在重大问题上的模糊性，致使得中共五大没能解决任何紧迫问题。历史已证明，正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政策的错误，使得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得以产生、发展并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导致中国革命从胜利必然要走向失败。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拒不承认政策的错误。还把责任推到中共中央的身上。时任共产国际书记的布哈林说：“在最近一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顽固地抵制共产国际的决议，……而党的政治局则公开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5］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恰恰相反，由于陈独秀最终都在莫斯科的批评和反对下放弃了自己的意见，服从了共产国际，这才是中国革命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
2.中共党内连续发生三次“左”倾错误，都是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和干预下发生的。
在第一次国民大革命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莫斯科不得不承认现实，于是决定改变支持武汉国民党和政府的政策。1927年7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要求中共中央立即退出武汉政府，并谴责武汉政府的反共反革命行为；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纠正错误，撤换犯有错误的中央领导人，改组党的机构，并派30岁的罗米纳滋和25岁的纽曼来华接替鲍罗廷、加伦和维经斯基等人的工作，着手解决上述问题，这才有“八七”会议的召开。当“八七”会议召开之时，斯大林并未要求中共立即组织武装暴动，甚至对南昌起义能否成功将信将疑。斯大林要求中共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继续利用国民党的旗帜，认为目前中国革命尚未进入“苏维埃阶段”。他在《时事问题简评》一文中说：“当然在中国也谈不上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因为只有在革命高涨的环境中苏维埃才能成立和兴盛起来。”［6］当南昌起义取得初步胜利，各地秋收暴动的相继爆发，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斗争与倾扎等情况出现后，使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感到中国革命应该进入“苏维埃革命”阶段。斯大林在1927年9月27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会议上说：“现在，当国民党人因为勾结反革命而声明狼藉，威信扫地的时候，在运动获得进展的情况下，苏维埃就能成为而且事实上就要成为把中国工人和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基本力量。谁来领导苏维埃呢？当然是共产党人。”［7］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罗米纳滋提出“左”倾的无间断革命论”和片面强调工人成分及实行惩办主义的主张，这些均被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毫无保留的接受了，导致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的出现，但不久就破产了。尽管中共中央的盲动主义实际上来自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但停止盲动主义也来自莫斯科的。1928年2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通过了斯大林、布哈林亲自参与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首先点名批判了罗米纳滋的所谓“无间断革命论”，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8］认为：“中国工农广大的革命运动之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现在还没有全国范围的新的群众运动之强有力的高潮”。［9］同年4月，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收到莫斯科发来的决议案，并基本上接受该决议案的精神，停止了所有盲动主义的暴动计划，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