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民间商会组织的角色与功能
时间：2021-07-05 04:01:1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转型期民间商会组织的兴起，是多元社会力量相互角力，社会结构重新分化组合的结果。如何在有序的状态下顺利完成转型，形成政府与民间组织构建和谐社会的合力，合作主义作为一种主张政府权威和社会团体进行制度性合作，实现双方受益的结构变迁理论体系，为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塑造民间商会组织的重要角色，发挥民间商会组织的功能提供了独特的视野。
[关键词]民间商会组织 和谐社会 合作主义 角色 功能
〔中图分类号〕C912.2；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6-0015-05
民间商会组织的迅速发展，是转型期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和组织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产物，也是新时期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需要高度关注的战略领域。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凸显，要有效地化解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形成政府和民间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合力，需要积极发挥民间商会组织这一重要社会角色的功能作用。
一、合作主义中的“和谐内核”
合作主义（Corporatism），有些地方又见译“法团主义”、“社团主义”或“统合主义”。目前，对合作主义进行定义的学者中，影响最大的是菲利普·施密特，他认为合作主义是一个利益代表系统，是一个特指的观念、模式或制度安排类型，其作用是将公民社会中的组织化利益整合到国家的决策结构中。“这个利益代表系统由一些组织化的功能单位构成，它们被组合进一个有明确责任（义务）的、数量限定的、非竞争性的，有层级秩序的、功能分化的结构安排之中。这些团体由国家认可并被赋予在其同行中的垄断代表权，以此为交换，国家对其领导人选择、需求和支持的表达实行一定程度的控制。”[1]
首先，合作主义政治哲学理念中无不包含着朴素的“和谐精神”。从历史来看，合作主义思想渊源于欧洲天主教义、民族主义和社会有机论。欧洲天主教特别强调人的群体性，崇尚“爱你的邻居如同爱你自己”的博爱精神，主张实现社会正义，消除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危险因素和不确定性；社会各阶级或阶层应和睦相处；国家积极促进共同利益等等。民族主义则从另一视角为合作主义提供精神支撑。作为合作主义理论渊源之一的民族主义，它强调的是民族共同体个体成员利益对整体利益的贡献和服从。英国学者以赛亚·伯林认为：“民族主义具有四大特征：坚信民族要求之至高；民族所有成员的有机联系；我族价值之有价值就是因为它是我族；在诸多权威或忠诚的竞争者中，民族诉求是至高的。”[2] 因此，民族主义强调整体性和一致性，立足于和谐、秩序、统一，主张国家权威的主导性和控制力。而社会有机论涉及部分与整体、部分与部分之间关系的调适，具体来说，社会有机论强调社会构成的整体性、同一性、复合性、确定性、自我平衡性等特征。[3] 这些原则联系起来，便形成了合作主义的和谐内核：提倡和谐、一致的社会秩序。
其次，合作主义不仅是描述解释工具，更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的价值取向，其分析框架和价值取向同样包含着丰富的“和谐精神”。合作主义是针对多元主义而产生的一个概念。二者之间的分歧，主要在于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上。多元主义强调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它主张“社会中心”， 立足于社会自治，鼓励社会不同力量、不同组织通过平等竞争，相互制衡，然后把这种运作延续到与国家体制的交流中，使得每个个人都有通过参与不同组织获得影响公共政策的机会；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明确边界并限制政府权力，建立“强社会，弱国家”的政治模式。如果说多元主义关注的是公民与议会的关系，那么，合作主义探讨的则是社会功能团体和国家的关系。合作主义主张整体性和一致性，立足于和谐、秩序、统一，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模糊性关系，认为国家应该为各种利益表达提供公平的整合机制。虽然合作主义和多元主义相互对立，但从理论进化的角度看，合作主义是首先承认了多元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现实因素，发掘出多元主义的理论困境，即在限制公共权威的同时，如何自行解决社会分殊权利的众多冲突，从而对多元主义的理想发起挑战的。具体的说，合作主义认为多元主义的模式容易造成社会组织之间的冲突和混乱，而且无序的利益表达机制容易造成不公平，主要表现为“一部分团体有反映利益的优先渠道，而其他团体没有”。[4] （P27） 于是提出社会组织应该“被吸纳到国家体制中，它们通过合法的、非竞争的、垄断性的渠道和国家保持联系，它们的代表性地位和联系渠道受到国家承认和保护”。[4]（P16） 其中的“垄断性”虽然由国家权力赋予，但这一垄断地位并非凭借政治权力袭得，而是国家与社会谈判的结果。换言之，合作主义的核心精神，即“提倡和谐、一致的社会秩序”力图解决多元主义的不公平问题，通过制度化的安排使社会中介组织的活动更具代表性、公平性，着重的是“国家”与“社会”实现体制上的融合，并非一方对另一方的控制或屈服。
二、中国政治转型与民间商会的兴起
处于政治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和调整，面临着公共权力配置和运作中权力分化与整合问题。合作主义的分析框架和价值取向中存在的“和谐内核”（提倡和谐、一致的社会秩序）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发展和治理模式的顺利转型不无启发性。总的来说，合作主义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更有解释力。
首先，由于历史与传统的原因，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合作主义的思想背景有诸多相似之处。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一种以和谐为主导价值的文化，它尤其强调人类生命之和谐以及以人为中心的整个宇宙的和谐。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强调解决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矛盾和冲突的关键就在于，个人必须尽到自己的义务，在必要时为了他人、集体、国家或社会的利益甚至还必须做出一定的牺牲。这些思想与合作主义所倡导的整体性和一致性，立足于和谐、秩序、统一的指导精神具有诸多契合之处。
其次，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传统与现实确立了政府（国家）的主导地位，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是根深蒂固的社会存在。在中国长期的专制政体下，只有依附于国家的臣民，而没有强调个人权利和自主性的公民；长期的小农经济使社会成员处于分散状态，缺乏建立在个人权利基础上相互同意的“自生自发秩序和机制”。当前中国实际变迁的现实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立并未完成，国家的主导作用依然明显。在这种条件下，强调多元竞争，不仅难以达到社会平衡，甚至会由于权力的分化而引起新的不平衡、混乱、无序、动荡、冲突、对立与分裂。作为一种特别关注结构变迁的理论体系，合作主义认为在经济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形势下，国家应发挥积极作用，尊重社会分工的客观事实，以组织化的功能团体为单位对社会力量进行重新整合，构建有序的利益表达、利益聚合、利益传输及利益配置方式，并用各方同意的方式进入体制，以便使决策过程有效吸收社会需求，将社会冲突降低到不损害秩序的限度。
再次，合作主义作为制度安排的和谐价值理念，有助于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及政治的平稳转型。合作主义特别关注在利益分化和权力多元化基础上的有机整合、相对均衡、有序和协调一致。尤其强调制度性整合，主张政府权威和社会团体、民间组织进行制度性合作，达到双方受益：“一方面，社会中分散的利益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则组织起来，有序地参与到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去；另一方面，从这种制度化的参与机制之中，国家权力获得了稳定的支持来源（合法性）和控制权”。[4] （P7） 因此，在合作主义看来，分享部分权力的民间组织的法定地位是国家认可的，而且在某一行业，国家只认可某一分享公共权力的自治性民间组织，这一自治组织具有垄断性。即合作主义者主张通过国家来保护民间组织的代表性地位和它们与国家之间的制度化联系渠道，减少竞争，这样就对民间组织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即利益的聚合和被委托推行政府政策的责任，这意味着社会和国家双方能够通过合作而获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民间组织发育正是如此。工会、工商联、妇联、青年团等群众组织都是国家所认可的正式权威组织，而且在本领域里具有唯一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