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形成和发展研究的新视角
时间：2021-07-05 04:01:0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研究现状及其不足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性质的根本体现，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历史上人民民主的最好的实现形式，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这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应然状态。但在现实中，长期以来，我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却被视为“橡皮图章”或“表决机器”，没有发挥其监督和制约公共权力的作用；被代表的人民并没有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代表能够或已经很好地代表了他们的意志和利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没有树立起它自身的权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效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长期处在这种理想和现实的巨大矛盾之中。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存在着如此巨大的矛盾，自然引起了我们深深的思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现状之所以不尽如人意，原因在哪里？“是人大制度自身无法避免，还是外部环境影响所致？是主观努力不够，还是受客观条件制约？是理论上未搞清楚，还是实践操作出了问题？”[1]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研究，正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
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研究，可以说自其产生之日起甚至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但比较全面系统的反思和探讨，则是从20世纪80年代前后随着国家政治生活的逐渐正常化而开始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机，其研究也逐步展开。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适应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研究应该说是比较深入和系统的，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和完善的主要的、关键的问题都有了比较清晰和正确的认识。从目前本文掌握的资料看，这一时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涉及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应用性的“工作研究”或“实证研究”， 即主要是针对人大工作中的现实问题，如对人大本身在组织、机构和职权等方面的具体制度及其运行过程中的程序和技术等问题进行比较具体的分析研究，并提供对策和办法，以及对选举和代表的研究等。这是人大制度研究得比较多的方面。二是历时性的“发展研究”，即从动态的角度理解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历史发展的源头与历程。这方面的研究被认为是广泛的[2]，但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大都只限于回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曲折历程，显得过于宏观，没有一条鲜明的主线，倾向于一般陈述历史事实，而较少解释性的学理分析[3]。三是学理性的“原理研究”，即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古今中外的各种政体学说进行比较分析，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原则和理论进行反思，努力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学”，包括我国人大制度与外国议会制度的比较、人大与我国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人大与人民的关系、人大与党的关系等。上述三方面的主要研究，可以说是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制度原理、制度发展和制度运行三个主要方面进行的，这三方面的研究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于人大制度的发展和完善都是十分重要的。但这一时期的研究也有不可否认的缺陷，即研究进行到一定阶段后，并没有太多的突破和进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研究似乎陷入了某种困局。
2000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不断发展和深入，产生了对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这种形势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显示出了与前期研究相比非常不同的特点。恰逢人大制度成立50周年纪念，对人大制度的反思和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和宪政建设的关系的探讨[4]。二是在选举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尤其是代表与选民关系的探讨比较突出、细致。三是比较关注公民政治参与，尤其是新兴利益集团或非政府组织的政治参与诉求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问题[5]。四是对地方人大制度的研究方兴未艾。可以说，上述研究的明显特点就是不再就人大制度谈人大制度，而是在认清人大制度基本问题的基础上，从宪政的高度研究人大制度，把人大制度的研究同经济社会发展及这种发展引起的社会结构变化联系起来，同其社会基础联系起来，研究逐渐深入。这些都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综上，截至目前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并且正如前面指出的，这些基本问题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可以归纳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效问题，所有研究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够为人大制度真正更好地发挥实效有所贡献。那么，对于人大制度为什么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实效，大多认为原因不外乎历史的封建传统、苏联模式、党的认识程度和重视程度、人大自身建设、经济体制和法制建设等方面，相应提出的解决方案大致有理顺党与人大的关系、加强人大自身的建设、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以获取社会力量对人大权威的支持[6]、议会必须要掌握实权[7]以强化对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等等。这些当然都是十分重要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它们从多种多样的角度和方法对人大制度存在的实效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有益的探讨。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不仅要了解“应该怎样做”，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如何能做到”，也就是要找到促使人大制度不断发展、更好发挥实效的真正动力之所在。笔者认为，要找到真正的动力，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行研究是一个有效途径，只有通过一个较长的历史脉络的梳理，才能找到规律。然而，基于人大制度基本问题而对人大制度进行的历史研究则少之又少，已有的有限研究并不能令人满意。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形成和发展研究需要新视角
目前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研究，主要有学界前辈袁瑞良和尹世洪、朱开扬等的著作和其他学者的一些论文，这对我们的研究无疑有所帮助。但这些研究大多一般陈述历史事实居多，有限的解释性的分析虽然不失深刻却并不系统，更不是从政治学的视角切入。当然，国内一些政治学学者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关研究也很具有启发意义，如把“提升人大”作为当代中国国家制度建设的基本方向之一，认为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不仅是人民民主的要求，也是社会成长的要求，作为代议的组织和机构，人大要“成为表达、保护和实现社会利益，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机制”[8]。更有学者把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认为“重点是释放人大已有的政治功能，使之充分发挥代议与监督的职能”[9]；人大制度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体制内资源”，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生长点”，是“在中国加强宪政建设的首选目标”[10]。还有学者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和“实现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一个体现人民与国家的宪政关系、全部国家机构建构的组织和活动关系的宏观性制度”。这一宏观制度背后，是具体的体制和机制，正是这些体制和机制影响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效的发挥[11]。这些研究虽然不乏真知灼见，但都缺乏一个政治学的分析和解释框架，这使得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无法深入和具体化。
那么，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虑能否运用一个政治学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通过选取一个恰当的理论视角，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问题为核心，将人大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置于其特定的历史和空间背景中，结合（或侧重）对其形成和发展起关键和基础的决定性作用的各种因素（国家层面的和非国家层面的）——通过这些政治学研究的关键路径，来考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这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正是一个可以选取的比较恰当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