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法家？
时间：2021-07-05 04:00:4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虽然关于法家政治思想的研究非常丰富，但到底“何谓法家”却一直存在着争议。以“法”“术”“势”来判别法家，仅仅从政治运行的角度而未触及法家政治思想的根本。这需要从整体上去探究法家对政治的思考，即法家的政治观。法家的政治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现实主义的政治思考方式，以力为本的政治本质观，为政以力展开政治生活。从政治观的角度看，“仁政”是对儒家的总结，“力政”是对法家的判定。对法家政治观的思考应当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辩证评判法家政治思想。
关键词：法家；政治观；以力为本；为政以力
中图分类号：B226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8）12-0089-06
作者简介：任健峰（1990-），男，四川苍溪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政治思想。引言
春秋战国时期，西陲弱秦经历法家的洗礼一跃而成列国首强，却又在统一六国后瞬间坍塌。这一切至今仍充满着争论，而这也正是法家的魅惑之处。然而更有意思的是，到底什么是法家，一开始就存在着争议[1]。因此，从整体上说明法家政治思想是必要的，而这一方面的研究却相对较少。政治观是对政治进行的整体性界说，涉及政治最基本、最核心的观念、看法、主张。政治观的内容至少应包含三个方面：思考政治的方式是什么样的，政治的本质是什么，政治生活应当怎样展开。
当然，学界对于这一问题有相应的思考。梁启超最早将西方政治理论引入中国政治思想的分析框架。他认为法家实则是从权力的角度探讨国家起源的，权力乃是政治活动的本质[2]。可以肯定的是，现行的政治学理论普遍认可政治就是围绕权力的活动，梁著《先秦政治思想史》亦是在西方政治的冲击下写成的。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在不同的时空中其意义是不一样的。事实上，法家不单讲权，也有势、术等。那么，单独用权力来解读法家对政治活动本质的思考是否完备就值得商榷了。萧公权进一步指出，韩非论势乃是划政治于道德之外，建立近代意味的纯政治的政治哲学[3]。这乃是依据西方现代性的视角来反观中国政治思想。萧先生此言不差，但亦有不足之处。一来这种思想方式不仅在韩非处体现，在商君处便已成熟。二来，分开之说只道出一半内容，在法家那里政治与道德还有另外一层关系。此外，吕振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韩非的政治理论乃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其以人性利己主义为经济目的，以“参验主义”为政治认识论，以法术势为运作政治[4]。历史唯物主义这种以此物定义彼物的思考方式，能够从外在和整体上把握政治的本质，但是较为忽视政治本身内在的特殊性、复杂性。南开大学张荣明教授曾专文剖析法家的政治观，将其概括为注重人的动物性，张扬个人利益，强调效率，即重物不重人[5]。这虽然体现了法家政治观念的某些特征，但却并没有从思想逻辑上回答为什么如此看待政治，并且作者忽略了政治与非政治领域的区别而泛化了法家的政治主张。
综合看来，法家的政治观仍旧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对法家政治观的探讨需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从相应的历史进程和思想逻辑去把握法家的特质。
一、现实主义的政治思考方式
公元前606年，楚王观兵周疆，问鼎轻重，对周室天命便有僭疑之心。王孙满以巫觋之言对曰：“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受命于天，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僖公三年》）按其所言，此时周祚还有三百年基业，而巧合的是，至商鞅时代周命已近七百之限。残酷的战争让列国对周天子早已置若罔闻，商鞅变法已开始筹划王天下了。无论现实境况还是巫觋筮语，周王室的天命都已到终结的时候了。天命的终结标志着整个天命政治体系的崩塌，而埋葬这个体系的诸侯们并不能置身事外。诸侯本是这个体系的产物，他们照样合法性失缺。事实上，列国的遭遇并不比周天子好。诸侯们如此对待周天子，公卿贵族自然也可以如此對待列国君主，以至于，“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述》）因此，列国的变法就不仅是满足对外征战的需要，也是君王巩固对内持守的方式。不断高涨的世俗理性逐渐消解着渺不可知的天命信仰，从“有命在天”的坚定变为“浩浩昊天，不骏其德”的埋怨和诅咒。而无处可依的道德也沦为强权与利益的俘虏，以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庄子·盗跖》）。
在天命难言，人言难信，王侯无道的世界，何者可信，又何者可以信呢？当天命被祛魅、道德被异化，人当以何种态度应付这个世界呢？在法家看来，最为可靠的只有现实的物质生活了，而现实生活中唯一不变的似乎只有“利”了。因为，即使父子之间，“利”也是一直不变的关系。“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韩非子·六反》）利本身并不是天然存在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性使然。所谓“利”，不仅指“好利”，更是指“自利”。好利，当然表现为对名利的追求，如“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也”（《商君书·算地》），又有，“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商君书·刑赏）。
人性好利的另一面就是自利先于他利。“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韩非子·备内》）人与人之间最真实的是利益、利害关系，所谓的道德行为依旧是利之使然。人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即使事关他人的生死荣辱。因此，政治生活的建立必须立足于人性好利、自利的特征，“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德而用矣”（《慎子·因循》）。当然，世间肯定存在不好名利亦不自利的人，而人亦有忘利的时候，但这毕竟是少数与偶然，政治秩序的建立当立足多数与必然，即“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韩非子·显学》）。
这种现实主义的人性是法家对礼崩乐坏后人的存在状况的真实写照，也是法家对待世俗生活的基本主张。至于人是否具有道德的潜能，不置可否。人性乃思考政治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法家以其独特的国家起源论将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贯彻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