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个体互构”的政治和谐观
时间：2021-07-05 00:01:3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政治和谐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价值目标，也是我们在利益结构迅速分化和重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呈现拉大趋势的今天面临的重要现实课题。以塞亚·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既是对自由主义在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实践中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的经典总结，也促使我们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现实关系进行审慎反思。扬弃两种自由观，构建“社会-个体互构”的政治和谐观、对于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 社会-个体互构；政治和谐；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公民社会
[中图分类号] D6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1—0118—07
市场经济改革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是，尽管人均GDP已经跃过了4000美金，客观上由于经济发展政策、经济发展条件和个人经济发展能力的不同，贫富差别、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社会阶层差距、价值观差距越来越大，扩大速度很快。基尼系数0.47，超过国际警戒线，“马太效应”明显。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社会矛盾日益显现，社会和谐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政治和谐成为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应有之义。以塞亚·伯林在1958年《两种自由概念》的演说中提出了著名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理论以及尔后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扬弃，为我们构建“社会-个体互构”的现代政治和谐观提供了一面镜子。一两种自由观的辩证逻辑及现实演绎
消极自由的核心含义，是不受强制的自由。伯林在论证消极自由的时候说，如果别人阻止我做我本来能做的事，那么我就是不自由的；如果我的不被干涉地行动的领域被别人挤压至最小的程度，我便可以说我是被强制的，或者说是处于奴役状态。[1]（P189）同时，伯林把受限制与被强制区分开来，这里面有三层含义：其一，受限制不意味着不自由，“纯粹没有能力达到某个目的不能叫缺少政治自由”。[1]（P190）除非我没有能力获得某个东西是因为其他人做了某些安排，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可以说自己是一种强制或奴役的牺牲品。其二，不受强制并不意味着不受限制，因为人是一个有限的存在。其三，完全不受限制的自由未必是一种生存的理想状态。完全不受限制的自由，伯林称之为“自然的自由”，必将导致丛林法则，弱者无法生存，强者为所欲为，“狼的自由就是羊的末日”[1]（P192）。可见，消极自由的重心在于个体行动者进行选择时可能性的大小与备选项的多少，而不关心选择时的主体内心状况与选择结果的正确与否；没有绝对自由的状态，任何自由都要受到限制。
在论证积极自由时，伯林指出：“自由”这个词的“积极”含义源于个体成为他自己的主人的愿望，“我希望我的生活与决定取决于我自己，而不是取决于随便哪种外在的强制力。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而不是他人的意志活动的工具。我希望成为一个主体，而不是一个客体；希望被理性、有意识的目的推动，而不是被外在的、影响我的原因的推动。[1]（P200）积极自由的根本意义是自我主宰、自我引导。支配性的自我被认为是“理性的”自我和“自律的”自我，因而也是“理想的”自我，对应于“低级本性”、“经验的”或“他律的”自我，非理性的自我注定会被理性所遗弃或提升至“高级”自我，由此，积极自由从“自我的强制”发展到“社会的强制”，从“合理的自律”发展到“合理的压制”，从“理性的一律”发展到“强迫的一律”。[2]（P276）积极自由观顺理成章地发展为社会强制的自由观，逐渐偏离了自由的精神。
从政治价值的角度审视，伯林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传统，重申了保障个人自由的两个自由主义基本原则；（1）权利优先性。所有人，不管什么样的权力统治着他们，都有绝对的权利拒绝非人性的举动。（2）“自我”优先性。自我在某些界限以内不容侵犯，这些界限不是人为划定的，它们所包含的规则已经“如此长久与广泛地”为世人所接受，以至于已经进入所谓正常人的概念之中。[3]即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秩序性、独立性、自主性、平等性，力求摆脱丛林法则、不平等关系、从属关系、不自由关系，这是人性使然。伯林的两种自由观实质承认了20世纪积极自由领域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是他担心并预见到了积极自由的过度导致消极自由的衰弱和丧失并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因此，伯林试图通过消极自由否定积极自由，拯救西方社会。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年第1期施晓花，李淼：论“社会-个体互构”的政治和谐观基于扬弃伯林“两种自由概念”的视角 审视近两百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不难发现，以消极自由为核心理念的古典自由主义对以自由竞争、机会均等为特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无疑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逐渐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世界频繁爆发经济危机，社会平衡遭到巨大破坏，为此，以积极自由为核心的现代自由主义坚决批判了古典自由主义，转而求助“福利国家”，同时也顺理成章地为国家强制提供了合法性证明。但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依次遍及资本主义世界并且是战后最为严重的滞涨危机，“福利国家”宣告破产，以复兴古典自由主义来挽救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红极一时。但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资本在世界各地的弱肉强食，资本主义的贪婪、自私、唯利是图已经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公愤，无论消极自由自诩如何崇尚自由，它都不会拥抱结果中缺乏自由的民主、平等等理论，二十世纪以一种退却的心境迎接了自由主义的发展。二两种自由观视角下的“政治和谐”审视
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隶属于政治自由的范畴，而不是哲学及伦理学中所讨论的意志自由问题，这是理解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的基本前提。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任何人都要服从于其他人”[4]。伯林自由主义宪政思想的闪光之处在于：以政治人性作为探讨两种自由观的逻辑基础；把个人作为一切观念与制度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基础，个人自由在所有的价值序列中处于“词典式”的优先性地位；把社会制度建构尤其是政治制度建构建立在对某种理想人性模型即多元论人性模型的确认之上。伯林对两种自由观的论证，以政治人性作为其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逻辑基础，可以说是把住了政治哲学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