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问题与期许：中国三十年来人文社科事业的发展

时间：2021-07-05 00:01:25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取得了重大进展，事业规模迅速壮大，涌现了一批对改革开放事业起支撑作用的重要成果，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学科带头人和中青年学术骨干。仅以高校为例，截至2010年底，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已达44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十一五”期间，出版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约12.9万部，发表论文约151万篇[1]，其中一部分具有较高水平。同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显然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事业步入新中国第三个三十年的关键时间节点，我们有必要从宏观上总结其主要成就，具体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推动人文社会科学在研究创新、资政育人和文化传承诸方面的健康发展。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事业发展的主要成就
　　第一，学科门类体系趋于完善，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补课”任务基本完成。
　　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曾提到对社会科学的“补课”问题。“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多方面的复杂繁重的任务”，“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对社会科学“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2]三十年后的今天，法学、政治学、社会学、行政学等学科不仅得到了恢复性的发展，有些应用型强的学科发展的规模还很大，建设水平也提高很快，比如法学、行政学、新闻传媒等学科；过去一直没有进入中国以及一些特殊、稀少学科，前者如社会工作专业，后者如人类学、民俗学等，也都得到了较快发展。目前哲学社会科学共有28个一级学科（不包括军事学门类）、400多个二级学科，形成了门类基本齐全、布局比较合理的学科体系。[3]即使是一直没有中断的人文诸学科，面貌也有很大改观，学科内部划分日益细化，学科交叉扩张趋势明显。2012年8月，南开大学主办的一次元史国际研讨会，国内学者就到会一百二十多人。这在旧中国和新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在民国时期，在新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在人文领域，确有一些闪光点，有一些杰出人物，但是在总体上，都无法与今日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同日而语。也就是说，邓小平提出的“补课”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对今日的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做虚无主义的评价，是不公正的。如果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打基础的时期，那么接下来的下一个三十年，这种发展将进入开花结果的繁盛期。
　　第二，“人文”与“社科”两大领域的分化基本完成。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人们习惯说“文、史、哲”，“政、经、法”，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概括。前三者，是三个最基本的人文学科，后三者，是三个最基本的相对于人文学科的纯社会科学学科。例如，刚刚恢复高考的时候，“人文”与“社科”的分界点并不明显，大家都在“文科”的大旗下，将自己的学术身份定位为“文人”，都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代人几乎都是“文学青年”。事实上，当时真正的社会科学专业也不多，文科规模最大的专业就是文史哲，“文笔好”对于做一个好学生、好教师，甚至好教授，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标准。这是中国重视文史学习的文化传统尤其是长期实行科考制度所形成的思维惯式，是人文社会科学事业长期不发达的必然产物。虽然，彻底扭转这种观念非常困难，但不注意自觉区分人文与社科的差别确实在严重制约着社会科学的发展。比如，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人，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他们不宜像诗人、散文家一样，凭感想和感觉解决问题，而是要借助精确的数据、实地调查研究，通过系统的逻辑推理下结论。他们的文章可以缺些华彩，但不可以讲半句没有根据的观点。经过三十年的发展，这种现象在今天已经大有改观。例如，在一个有诸多文科名校学者参加的政党问题学术研讨会上，即使涉及意识形态色彩较重的敏感议题，与会学者的发言都能够秉持规范性研究和建设性解决问题的通读，没有发生简单发牢骚唱高调的现象——这在十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总体来说，目前人文与社科在研究领域上的分化已基本完成，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尤其是具有重大影响和深刻意义的问题研究，将是进一步要完成的工作。
　　第三，研究范式发生历史性变化，方法论意识初步得到增强。
　　三十多年来，我国人文社科研究的方法论意识也在增强。方法在科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爱因斯坦认为它甚至比知识重要。20世纪以来的西方思想对方法的重视，在托马斯·库恩所表述的“范式”中得到充分体现。约翰逊也曾经说过：“如果不运用所有这些范式的洞察力，社会现实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得到充分的令人满意的解释。”[4]这个一开始用来说明科学革命结构转换的概念，后来被广泛地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与此相伴随的是现代西方思想潮流的此起彼伏，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各自方法也不断得到彰显。我国学术界的方法论意识与西方相比尽管处于“后发”劣势，但经过这些年对西方思想的译介和研究，也逐渐实现了研究方法的转变。
　　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主要侧重于介绍和研讨西方从古至今的政治学理论，以试图在转变传统研究范式的同时，建构具有现代意义学科体系。但是，由于缺乏理论发展的学科积累和一套成熟完善的研究方法，使得在学科建构中，出现了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简单套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词句，或简单移植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倾向。相应地，这一时期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和理论抽象，则停留在“提想法”的层面上。当时，在《理论信息报》等媒体上，一篇几百字的感想性文章，一则非常简单的议论文，就可以引起“理论界”的轰动，作者就可以一夜成名。在当时，这也不为不正常。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学术界已经出现了变“拿来主义”为对学术和学科的系统理论建构的重要趋势，也即一方面及时跟踪国外政治发展的动态及趋势，认真研究当代国外出现的新学科、新思潮、新流派和新方法的发展情况，批判地借鉴其新的理论和方法论成果，以开阔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丰富其理论内容；另一方面，则在明确中国社会科学实践功能与理论研究功能的基础上，初步建构了一套与这些功能相适应的概念和范畴、学科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型。比如，在政府理论领域，就已初步形成了政府体制、政府过程、政治形态等多个角度的研究并存的局面，在中国社会成员构成研究领域，初步形成了阶级分析、阶层分析、阶级与阶层综合分析、“身份-契约”分析、社会利益群体分析等不同的视角。凭借一篇感想一鸣惊人的年代已经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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