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性编码技巧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
时间：2021-07-03 16:03:1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研究者需要用质性方法诠释国际关系中的规范、身份、价值等观念要素。然而，现阶段中国国际关系质性研究主要使用案例分析方法，此方法不要求研究者系统地对语篇进行诠释，无法深入解读观念要素。若要做合理、可靠的诠释，研究者应阅读大量文本资料，充分理解并归纳语篇内的思想观念。但文本资料通常庞杂无序，研究者凭直觉难以判断信息之间的逻辑关系，导致诠释容易出现偏差。质性编码可协助国际关系研究者系统、严谨地诠释语篇中的意义，呈现信息之间的逻辑关系，使其形成概念甚至理论，进而解答与规范、身份、价值等观念要素相关的研究问题。即便如此，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仍要小心使用此分析技巧，若操作不当，质性编码可让研究变得事倍功半。
关键词：质性编码；国际关系；科学研究方法论；质性研究；后实证主义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8）06-0027-12
引 言
在国际关系领域，行为体通过报告、声明、条约等文书材料表达身份认同、规范和价值观，这些思维观念要素并非可被直接观察的客体，难以被量化方法衡量。对此，国际关系研究者须结合具体的历史文化环境用语言诠释（Interpret）文书材料中隐晦的、深层的内容，从而解答与思维观念有关的研究问题，换言之，国际关系研究离不开对文本的内在意义进行诠释①，继而离不开质性研究方法②。
现阶段，国内国际关系学界许多关于质性研究方法的论述带有明显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色彩③，实证主义者假定其研究对象是独立于人的意识存在，强调采用假设、演绎和检验的手法，以尽量排除个人主观判断和理解的方式判断，用客观标准衡量其研究对象，进而发现社会现象和行为背后的普遍规律李少军：《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途径与范式》，《欧洲研究》2008年第1期。。基于这种科学范式，更多的中国学者使用案例分析法进行研究具体的例子，参见沈晓晨、杨恕《试析“反恐怖主义激进化”的三个关键维度——基于英国“预防战略的案例分析”》，《欧洲研究》2014年第3期；曾向红、霍杰《西方国家对“保护的责任”的选择性适用：影响因素与案例分析》，《欧洲研究》2014年第5期。，强调要从对比的案例事件中找到因果关系解释问题，或从选择的案例事件中验证前人的假设，推崇用演绎推导的逻辑解决问题刘丰：《定性比较分析与国际关系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期；王丽萍：《比较政治研究中的案例、方法与策略》，《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高奇琦：《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经典争论与前沿进展》，《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归纳操作和涉及诠释的质性研究方法没有被重视。
案例研究是基于小样本操作的方法，无可避免存在局限，即由于研究者在选择案例的过程中缺乏具体的标准，容易选择迎合自身偏见的案例进行对比，出现选择性偏差王丽萍：《比较政治研究中的案例、方法与策略》，《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而大样本研究在大数定理的影响下，可以让偏差变得不显著。一些中国国际关系质性研究者尝试弥补小样本研究局限性的手段是引入数学分析技巧，使用布尔代数和模糊集合的概念，给案例可能出现的情况赋值，使案例的操作性更强，分析过程更透明高奇琦：《比较政治研究中的质性方法》，《国外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然而国际关系中关于价值、规范、身份等内容难以被量化，案例的背景信息也无法被数字语言描述，因此，赋值的过程可能会扭曲和简化数据。另一方面，基于案例的分析主要是从已发生的事件中找到因果关系或验证假说，其操作并不涉及对文本内容的诠释，因此案例分析方法并不能帮助研究者深入感知和解读蕴含在国际关系语言或其它符号内部的价值、身份、规范等观念元素。对此，刘永涛和郑华皆呼吁学者从语篇入手研究国际关系问题，关注语言表达的变化和关系，结合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深度解读文本内容，分析蕴含在语言中的权力关系郑华：《话语分析与国际关系研究》，《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4期；刘永涛：《理解含义：理论、话语和国际关系》，《外交评论》2007年第2期；刘永涛：《语言与国际关系：拓展政治分析的新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7期。。
事实上，诸多学者认为质性研究方法应基于归纳总结和主观诠释得出结论Steven Taylor， Robert Bogdan and Marjorie DeVault，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 Guidebook and Resource，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2015， pp. 7-11；李少军：《国际关系研究与诠释学方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0期。。以类似手段操作的方法有质性内容分析、民族志（Ethnography）、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等。这些方法通常要求研究者在归纳最终结论前对研究对象的认识须实现“经验饱和”（Experience Saturation），即研究者在增加样本量的情况下已经无法获得新的认识Meryl Brod， Laura Tesler and Torsten Christensen，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Content Validity： Developing Best Practices Based on Science and Experience”，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Vol. 18， No. 9， 2009， p. 1268.。实现“经验饱和”需要质性研究者在具体的社会情景或互动中搜集大量第一手资料Anselm L. Strauss， Qualitative 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tis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7.。然而，研究者在收集大量资料后会遇到分析操作上的难题。即便研究者能耐再大，对资料内容的理解力再敏锐，在解读社会事件或行为时，单凭直觉仍无法准确判断各种因素的主次关系Matthew Miles and Michael Huberman，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n Expanded Sourcebook， Thousand Oaks： Sage， 1994， p. 55.。此外，诚如阎学通所述，基于归纳操作的方法同样是科学方法阎学通：《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几点看法》，《国际观察》1998年第4期。，涉及诠释的方法也要求研究者必须保持分析操作过程公开透明，检验结果，控制误差，确保归纳的结论足够可靠Steven Taylor， Robert Bogdan and Marjorie DeVault，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 Guidebook and Resource，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2015， pp. 200-203.。若歸纳、诠释的过程随意，缺乏严谨的路径和步骤，容易造成难以创新，导致一些低水平重复的研究屡屡出现，对学科发展不利李少军：《国际关系研究与诠释学方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0期。。换言之，缺乏系统、可操作的归纳和诠释技巧会限制质性研究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推广，这些质性研究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缺失，会让诸如身份认同、价值、规范等存在于精神层面的重要元素无法得到充分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