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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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日本出现过“亚洲主义”(亦称“大亚 细亚主义”)思潮，这一思潮早期表现为抵御列强的“亚洲同盟论”与“中日连携”思想； 以后演绎出文化亚洲观；最后则异变为与“大陆政策”相连的侵略主义理论。
关键词：大亚细亚主义 日本主义 日中提携论 文化亚洲主义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日本出现过亚洲主义思潮。对此思潮，学术界或冠以“大亚细亚主义 ”。本文使用“日本亚洲主义”这个概念，以便对近现代日本亚洲理论做较广义的阐述与分 析 。与近现代世界上出现的其他许多思潮相似，日本亚洲主义有其内在逻辑发展过程：早期表 现为抵御列强的“亚洲同盟论”与“中日连携”思想；以后演绎出文化亚洲观点；最后则异 变为与“大陆政策”相连的侵略主义理论。本文拟对日本亚洲主义思潮来龙去脉及其演化过 程中不同时期的思想特点，做一分析和探讨。
一 日本亚洲主义的初始含义
日本是后进的工业国家，近代拉开帷幕之时，即与西方列强发生激烈冲突，被迫“开国”， 倍受压迫。严酷的历史现实，促使日本将反侵略作为时代主题，并试图与亚洲周边国家联合 ，实现这一“主题”。这可以说是日本早期“亚洲主义”出现的原因。
明治初年日本曾出现过几种社会思潮，如“尊王攘夷”论主张以中国儒学大义名分观为指导 ，对内反对幕府，对外以武力抗击西方侵略，建立明治政府。但在反对西方侵略方面，军事 力量悬殊与其他诸因素使“攘夷”的一系列行动都遭到失败，“开国论”在日本转为主导思 想。尽管如此，攘夷，即反抗西方侵略的思想在日本已经深入人心。可以说，早期亚洲主义 与攘夷论有着重要的内在思想渊源。亚洲主义最初锋芒所向，主要指向西方列强。
几乎在抗击西方侵略的同时，侵略亚洲的思想也已经在日本滋生。西乡隆盛、板垣退助等人 就鼓吹“征韩论”，企图侵略朝鲜、中国等东亚地区。将失落于西方的利益，补得于周边邻 国。后来由于西乡等人下野(1873年)，此期“征韩论”等侵略理论才暂时收敛，遂使“亚洲 主义”在日本国内获得较大的舆论空间[注解：1873年，参议西乡隆盛、板垣退助等 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决定派兵征韩。但此时岩仓具视、木户孝允等从美国访问归来，主张以 内政为主，征韩论暂时收敛。但以大久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建立以后，征韩论又有抬头 ，并付之实现。1875年，日本挑起江华岛事件，签定不平等的“江华条约”。1910年日本吞 并朝鲜。]。
也有学者认为，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曾为亚洲主义创造了较好的生存条件 。18 63年启蒙主义团体“明六社”发起，积极宣传西方民权思想，开展“开明”与“渐进”的启 蒙运动。板垣退助等人建立爱国公党，提出开设国会的要求。自由民权运动的产生，使日本 思想界的注意力转向国内改革，原来对外侵略的嚣张色彩暂时淡化，无形中助长了亚洲主义 的发展。
显然，西方列强的侵略、尊王攘夷思想的发生、征韩论以及亚洲侵略论的一时“退潮”，自 由民权运动的开展以及“合纵连衡”的策略考虑，诸种因素合于一道，遂使日本的“亚洲主 义”初潮涌现。早期亚洲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平野国臣、佐藤信渊、胜海舟、杉田鹑山、 森本(樽井)藤吉等人。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所主要宣传的是“亚洲同盟论”。与此主体理论相 关的，则有抵制西敌(俄、英、美、法等)论、日中提携论、亚洲连衡论、日本责任论等。
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胜海舟较早倡导“亚洲同盟论”，主张唤醒亚洲，起而抗击西方侵略。 1863年，胜海舟在日记中写道：“当今亚细亚几无人有意抵抗欧罗巴。此乃胸臆狭小，而无 远大之策之故。以我所见，当以我国出动船舰，前往亚细亚各国，向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广为 游说”，说明亚洲联合，建立亚洲同盟的紧迫意义〖ZW(B〗③〖KG1〗〔日〕松浦玲 ：《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岩波书店，1987年，102、103页。]。胜海舟认 为在西敌东侵的紧要关头，“亚洲生存”实为重要。他在《解难录》一书中提出：宜由日本 、中国与朝鲜结成三国同盟，“合纵连衡以共抗西洋”③。
如果说，胜海舟以及其他一些思想家提出过亚洲主义的思想，那么19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 一些报纸则对亚洲主义作了较有声势的宣传〖ZW(4〗对于胜海舟是否有征韩论思想 ，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看法。]。在一些报刊文章中，撰文者重点论述日本与 亚洲唇亡齿寒的关系，他们解说亚洲迫于侵略，沦于水火的实况，试图警醒日本：亚洲气运 衰微，一旦成为西方属国，日本也将同样遭殃，宜与亚洲结为联盟，相互支持，这才是日本 最善国策。
明治17(1874)年4月13日《朝野新闻》有文《东洋的气运》，分析亚洲的危急形势，引发以 下的议论：“试论今日亚洲形势如何，印度与土耳其正受着英国的制压，东南亚缅甸等国徒 有其版图，仅保一丝气息而已。其邦独立危殆，如风灯残烛。越南作为中国的藩篱，现已落 入法国手中。中国困难重重，无可名状。观今日之亚洲，无疑已陷极端悲惨之景。视将来亚 洲气运，不吉之兆，也已迫在眼前。”文章强调：亚洲的危机，即为日本的危机。亚洲 既成兵马交战之地，日本夹在中间，岂可独然一国入于世界列强之行列。英俄诸国外交家 早已将日本与东洋诸国家等同视之。一有机会，则对日本有所企图，日本惟一的选择是与亚 洲团结起来，共抗西方侵略。
与此同时，日本一批“忧国志士”还主张借鉴欧洲，用于亚洲。日本《邮便报知新闻》明治 12年(1879)11月19日刊有草间时福的《东洋连衡论》。文章指陈西洋事情，解说亚洲道理： 读西洋书，见其中所论多是欧洲共同利益，共同荣誉，极为强调欧洲的整体性。欧洲平时秦 楚互斗，吴越相争，一旦危险，即团结一致，齐向外敌。“故欧洲列国相争，犹兄弟睨于墙 ” ，而亲如兄弟是欧洲文化的主题。欧洲从来是一个整体，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欧 洲。他说，反观亚洲人，知有本国而不知有亚洲，“知利害之一部，而不知利害之全部，知 直接之利害而不知间接之利害” ，与本国利害相关则竭力相争，而于亚洲全体利害荣辱，茫然无心。他觉得如此下去将使 亚洲各国或互不相关，或互视若敌国。长期以往，亚洲邻国将因内部的崩溃，进一步招致欧 洲的鄙视与侵略。自然，亚洲落于英美之手，唇亡齿寒，日本也将遭遇不幸。他又联系日本 国内情况说明亚洲联合的意义：就日本一国而言，虽已跻入世界强国之列，但以目下情况 而论，依然无法胜过欧洲。欧洲有团结之力，亚洲为分散之力，以分散之力击团结之力，其 实情如“挟泰山而过北海”。他追问，“难道日本将永远没有超越欧洲之时了吗?”他自答 ：办法是有的，这就是学习欧洲，结亚洲之“连衡”，“以亚洲之力而超越、驾御欧洲”。
日本早期亚洲主义的亚洲同盟论，并不是空泛之论。所谓同盟者，所指对象是谁?最主要的 对象是谁?这是研究亚洲同盟论时所必须弄清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日本亚洲主义者当年最 关心和讨论最多的问题。中国是亚洲的大国，历史上是亚洲尤其是东亚的文化中心，在政治 与经济中发挥过极重要的作用。时至近代，中国国势日衰，然而日本当政者与思想界知道得 很清楚，在谋求抗御西方之际，与中国关系的处置，依然直接关系日本的根本利益与国运走 势。由此，日本早期亚洲主义“同盟论”思想主旨离不开对中国的态度。从本质上说，亚洲 同盟论即指日本与中国、朝鲜的战略联盟论，而最关键的是“中日提携论”。
19世纪70年代以后，西学盛行，使日本学术界出现一股轻视“汉学”，视中国无足轻重的风 气。与中国结盟何以值得?这直接影响到亚洲主义思想的形成及在社会上的影响。为此，一 部分持亚洲主义观点的人士有“支那不可轻”论，论述与中国结盟具有重要的实际战略意义 。
明治8年(1875)11月28日《东京日日新闻》登载《支那不可轻》一文，批评日本舆论界轻视 中国。文章记载一件事，即发表文章的该月，有中国兵舰“扬武”号驶入日本港口，舰上配 备一应效仿西方，比较先进，文章据此议论：日本民众观点跟着上层人士导向走，上层轻视 中国，民众也同样轻视中国。对于“轻视中国之倾向应匡正，轻视中国之弊害当扫除”，中 国之将来尚不测，继续对中国采取轻视态度，将会因此获祸。既然如此，就目前情况论，应 转“轻视中国”为“日清协和”。
明治11(1878)年1月12日《邮电报知新闻》也有持论相同的文章：《不可轻视清国论》。署 名为杉山繁。他从经济的角度说明：“以本国为自负，本出于爱国之情，也足可贵。但是 不做远谋 之计，单纯轻视中华帝国，将成日本失败之因。”现在谁都在轻视中国，是因为中国贫弱， 体格心性“优柔惰弱”，于“欧人面前”尽其屈辱。但中国经济似为弱小，而幅员辽阔，即 使遇到灾荒，一地有歉，异地有丰。有远见的日本人应当知道，日本目前虽具开化之美，而 国库实有空虚之虞。他猜测，中国引进西洋器物方面虽不及日本，但难保国内储存实力，藏 而不显。他感叹对中国的综合实力还摸不到底，日本万不可轻举妄动 。这篇文章没有明显提出中日连携理论，但为“连携 ”论造了舆论。当时日本朝野的心理，是要摸到中国的真实经济与军事底牌，强则避之，弱 则击之，强弱不明则暂时“连携”。如果说这也是一种亚洲主义的类型，则是一种实用型战 略论的“亚洲主义”。
上述两篇时论，似乎有意在向人们昭示一个道理：在19世纪，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是“结谊 ”、“提携”还是断绝，或干脆代之以赤裸裸的侵略，明确的价值观是看与之“提携”的国 家有无经济实力。有实力则有携手可能，否则反之。事实正是：外交是现实的，现实是严 酷的。一切有效的，与我有利的外交皆是实力的外交，是现实的外交。随着时间推移，甲午 战争后，日本的态度大变，大陆政策完全走到了前台。
当然，日本早期亚洲主义的中日提携论的提出，还不能说仅在于对中国实力的推断。与西敌 抗争，争取盟友毕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如前述《东亚的气运》一文的作者所言：在亚洲中 只有日本超然出众，达于富境。但眼看亚洲各国“愚昧不开”，受欧洲列强之无端侮慢凌辱 ，“此于畅达日本之国权，抑制西洋之跋扈，到底不利。”为此，他主张“亲善中国”，不 当对中国取轻蔑态度，而应结亲密之交际，联为同盟，共图亚洲振兴的大计划。文章还说， 现在西洋侵略中国，中国“屈辱态度为日本 所耻”。但值此景况，日本总要为亚洲的前途着想，想到亚洲联盟计划的重要，并切实地去 加以实行。如果中国因蒙羞辱而有所振作，与中国合力合战，共破欧洲的压制，共同振兴亚 洲也属可能。
如何结成亚洲同盟?应该拿出什么办法来。19世纪后半叶的日本思想者们，纷陈己见。
胜海舟首先提出“亚洲觉醒论”。他目睹亚洲当时的思想情况，以为实行亚洲联合有待认识 的提高。目下亚洲各国执政者，还不明白联亚抗敌的重要性，宜由日本派船队，设使节，前 往各国进行游说，以促亚洲的觉醒。他的目的是让所有的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与朝鲜，懂 得“盛大”海军，即扩大海军力量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再一同“切磋学术”、“合纵连 衡”，最终使亚洲得以逃脱西方的“蹂躏”[注解：〔日〕松浦玲：《明治的海舟与 亚细亚》，102页。]。
《东洋之气运》的作者则说：要结亚洲同盟，日本所当采的计划是：第一，养成实力。第二 ，实行连衡计划[注解：参见〔日〕明治17年4月13日《朝野新闻》。。在这方面 提出具体且详细的方案者要数著名思想家杉田鹑山。他开出一剂自以为可疗救亚洲沉疾的药 方，即所谓“兴亚策”。他追随板垣退助，是一个自由民权主义者。他1880年于《经世新论 》中有一章为《东洋恢复论》，提出自己的亚洲论。他不无忧虑地感叹：“东洋之羞辱日甚 一日。黄色人种将被白色人种吞灭。”此后他又在1883年写有《兴亚策》。指出亚洲奋发振 作由弱转强是亚洲的生路，也是日本的生路。鼓动日本与亚洲结成联盟，努力“兴亚”，转 变亚洲的“大势 ”。他觉得日本与亚洲都需要一个大改革，大改良，“若要进行一个大改良，势必要转变亚 细亚的大势”，“亚细亚的大势转变，日本之改良成也。”他将自己的这个观点称为“亚细 亚第一主义”。所谓“第一”，看来就是“前提”的意思，亚洲的振兴与“大势转变”是日 本成功的先决条件。日本的独立与发展离不开亚洲，亚洲联盟势在必行。
杉田鹑山在《兴亚策》中又具体提出实现亚洲联合主义理想的诸点方案：即在亚洲实现自由 政体 ；实行亚洲教育改革；施行兵制改革；促进产业开发，鼓励亚洲互相通商；结束亚洲的“割 据”状态；实行亚洲“联合”。杉田鹑山还认为东洋之所以受西方的压迫是因为亚洲没有基 本民权：“回顾我亚细亚专制之制度，人皆习以为常，人民卑屈，数百年沉沦于迷梦。”由 此缘故“版图日益缩小，国权年年丧失。且全亚洲诸国因输出入不均，内地之膏血，尽入碧 眼紫髯人手。”因此，“吾辈同志……当也基于天地之公道，将自由之檄文飞扬于亚洲。”
[注解：转引自〔日〕杂贺博爱著《杉田鹑山翁》，翁杉会，1928年，546页。]
由上可见，杉田鹑山为建立亚洲联盟提出别具见解的课题：要将亚洲联合由空想变为现实， 需要建立一个经济、政治与文化上“同质”的亚洲。经济的强弱悬殊、“文明开化”的进步 与迟滞、政治制度优劣的不相同一，是阻碍亚洲联合的内部原因。他主张亚洲弱国当在经济 、政治与文化诸方面追求进步，于世界之东方出现一个文明亚洲，如此亚洲真正联合也为期 不远。他又主张：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走在了前面，当与亚洲携手并进，为亚洲新文明的到 来尽己力量。可惜是杉田鹑山的理想愿望，在此后的岁月里并没有被日本的统 治者所采纳实践。杉田鹑山的
“兴亚论”甚而被用为对东亚施行侵略政策的理论借口，终被异变为“侵亚论”。
除上述以外，还有樽井藤吉提出亚洲合邦论。他在明治24(1891)年写有《大东合邦论》。他 也 曾建立一个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东洋社会党”，受到政府的压制。他的“合邦”理论 与以后军国主义所鼓吹的“合邦论”有所不同，主张“和平的”与“无私公平”的合邦，以 恢复“东洋的势力”，主要论说日本与朝鲜的联合。此与当时准备侵略中朝的日本政府站在 不同的立场之上，实质是提倡亚洲和平的联合，是早期亚洲主义“东亚联盟论”的又一种表 达方式[注解：参见〔日〕《日本历史·近代4》，岩波书店，1962年，128页。]。
前文已将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思潮作了概述，并对其中的部分观点作了肯定性记叙，那么这个 思潮的历史局限性是什么?如何对其作公允评价?笔者认为，早期亚洲主义中的“亚洲责任论 ”等思想使亚洲主义不可避免地染有大国主义、“东亚盟主”的思想。
草间时福在《东洋连衡论》中说，亚洲可主持连衡之大业的，“除了日本难道还有其他的国 家吗?”他主张实现连衡计划，要有自信，有方法：譬如印度为英国势力范围，日本“可先 派书生赴印度，审其政体风俗，学其语言文章，或利用杂志、报纸或演说等诸方式，宣传印 度人当求独立之精神。唤醒其公共之义务心，促其求独立之幸福。印度一旦独立，英于印度 失 其支配之力。其结果，日本将可“维持欧亚大陆之权衡，欧洲将无法再对亚洲做蚕食之态， 日本将由此而稳操东亚盟主之牛耳。”[注解：参见〔日〕明治12年11月19日《邮电 报知新闻》。]想做“东亚盟主”的思想在此暴露无遗。。
《兴亚策》作者杉田在其论著中流露出明显的日本优越思想，倡言日本在亚洲有输出先进 文明以启后进的责任，提出所谓文明输出论。此思想发展的结果引发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文化 理论。他游历中国后“痛感”中国人“毫无忧国忧民之心，也无利国益民之心”，说有“ 对清国人进行教育的必要”。为了施行文明输出计划，他曾与植木枝盛、中江兆民在上海开 办东洋学馆。
显然，对于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我们主要应该肯定其团结亚洲以抗西洋的“亚洲同盟思想” 。其“中日提携”论出于当时侵亚论形成之际，独标一帜，诚属难能可贵，应在亚洲近代思 想史上占有适当历史地位。然对其亚洲责任论与亚洲盟主论等思想，则应予批判[注解：这种思想在日本产生负面的影响甚大，如甲午战争之后，伊藤博文曾经说过：“这次战 争(指中日甲午战争——笔者)使日本收得海外领土，为守备此领土应继续扩军，且要 乘此连续胜利之良机，争为东亚盟主，以发展已得战果……历来的军备皆以维持日本主权 线为其根本。今当扩大战果，以争为东亚盟主，开拓日本利益线，最终霸取东洋为计。”( 参见《日本历史·近代4》，124页)。其“东亚盟主”“霸取东洋”的思想，当与早期亚洲 论者的“东亚盟主”思想有很大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