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平生无齿奇齿乞，但开风气不为师
时间：2021-07-02 20:03:3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黎虎先生《汉唐外交制度史》1998年初版，2018年再版。《汉唐外交制度史》出版20年来，以其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生命力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该书出版后，中外学者纷纷撰写专题论文加以评价，认为这部著作在课题、理论、内容、结构体系等方面表现出全面的创新性，提出并架构了“中国古典外交制度”新学科；该书坚持论从史出，以翔实可靠的史料为依据，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具有普遍性的借鉴价值和意义。第二，该书引领了学术风向，在其启发下，中国古代外交史、外交制度史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领域，涌现出一大批专题论著、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即使是一些关涉性论著，也都指出或强调《汉唐外交制度史》对它们的影响或启发，体现出对学术研究所具有的“普适性”价值。《汉唐外交制度史》问世20年来的实践，表明它经住了时间的考验，它所提出并建构的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研究的学术体系，乃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学术构想，其科学性、合理性已被学界广泛接受，并为新出土史料和相关研究实践所充分证明。
关键词：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中国古典外交制度；学术体系；学术风向
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8）06-0072-20
黎虎先生大著《汉唐外交制度史》初版（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至今已20年，现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当年，该书初版时，笔者刚刚博士毕业，此前因为忙于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未能深入阅读，亦因此错过向先生进一步请教的大好时机。今日此书再版，笔者有幸在第一时间获读，不禁深为感佩。先生以朝杖之年，仍笔耕不辍，其老骥伏枥之精神，实吾辈后学之学术楷模。《汉唐外交制度史》之再版，不仅让我们进一步领略黎虎先生作为一代史家学无止境的治学精神，亦充分表明这部史学巨著的学术价值。学术著作的出版向来不易，再版更属难得，因为在一个讲求经济效益的时代，出版社多数并无出版学术著作的冲动和要求。此书的再版，体现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学术担当，也充分表明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和生命力。
正如黎虎先生在“再版跋语”中所说，“二十年前本书初版时，还不得不申申其言：中国古代同世界各国一样，也存在外交这一国家必要职能。如今，这已然成为广泛的共识。”① “中国古代外交”、“外交制度”，这一命题何以能够成为学术界“广泛的共识”，从而造成今日中国古代外交制度研究成一学术研究热门领域的盛况呢？这与1998年《汉唐外交制度史》的问世有着直接的关系。有鉴于此，笔者在获读再版《汉唐外交制度史》（以下简称《制度史》）之后，深感有必要总结一下此书初版以来20年间的学术反响，以从中萃取、吸收学术研究之道，俾有助于提升我们的学术创新力，以与学界同人共勉。
一、中外学者专文评介
《制度史》初版问世之后，在中外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学者们纷纷撰写相关评论文章，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专题性评述。其中代表性的论著主要有：朱大渭的《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的开拓奠基之作——〈汉唐外交制度史〉评介》（2000年）、朱绍侯的《中国古代外交史的创新奠基之作——评〈汉唐外交制度史〉》（2000年）、牟发松的《〈汉唐外交制度史〉浅评》（2000年）、中村圭尔的《黎虎著〈汉唐外交制度史〉评介》（2002年）、张金龙的《〈汉唐外交制度史〉评介》（2004年）等文章。
以上几位评论者皆为学有专攻的著名学者，在汉唐史学术领域各有独到的研究并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他们对《制度史》的相关评价，全属行家里手的专业性判断，因此他们的评述具有权威性、代表性。综合以上学者对《制度史》的评价，可将他们的主要观点概括为如下5个方面：
1.《制度史》提出并架构了“中国古典外交制度”新学科
上述学者对于《汉唐外交制度史》的评价，其中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认为该书的出版，其首要意义即在于提出并建立了“中国古典外交制度”新学科。朱大渭先生说：“在本世纪30年代，我国学术界以张星烺、向达、方豪等一批学者开创和建立起来的一门新学科——中西交通史，解放后发展为中外文化交流史，到了80年代，这门学科又发展为中外关系史。但与此紧密相关的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黎虎教授所著由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长达50万字的《汉唐外交制度史》（以下简称《制度史》），第一次将我国古代外交制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提出，并加以全面系统的论述。这门新学科，可以视为30年代中西交通史诞生以来发展演变的又一新阶段。这部巨著是以建立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的科学体系为立足点，着力于汉唐外交决策和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的深入探索，并以此为轴心，全方位地考述了汉唐外交制度的发展脉络和特点，从而在广度和深度上成为最富开拓性的一部学术专著。”②在此基础上，朱先生进一步指出：“任何一门新学科的建立，首先必须有正确的理论依据和严密的结构体系。作者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原理出发，对外交一词的界定为：‘外交是国与国之间以和平方式进行交往、交涉的政治行为。它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内政的延伸，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实行国家对外政策的方式和手段’。并指出‘外交和人类文明历史同样古老，它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总是包括内政与外交两个方面，它们共同构成国家机器的完整体制。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虽然内政始终是主体，但外交制度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并随着国家对外交往的发展而显现其重要地位。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文明史，同时也有着悠久的外交制度发展史。”③ 朱绍侯先生认为，《汉唐外交制度史》一书的出版，奠定了“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新学科”的基础，他说：“（《汉唐外交制度史》）所考虑的不单纯是一本汉唐断代外交制度史，而是全套的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是要为建立中国古代外交制度新的学科奠定基础。”“要建立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新学科，要繁荣和拓展历史学科，这才是黎虎教授研究汉唐外交制度史的真正意义之所在……本书的课题是全新的，第一次将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作为独立学科提出来 ，并为这一新学科奠定了基础。”④ 张金龙先生也明确指出：“《汉唐外交制度史》首次在学术界明确提出了‘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的概念，并架构了中国古典外交制度史的结构与体系。”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