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外交的解析、评估及路径
时间：2021-07-02 16:01:1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灾难外交是冷战后逐渐兴起的国际间新型外交形式，与传统外交相比，它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随着世界范围内自然灾难和人为灾难日益加剧，灾难外交显示了出奇制胜的效果。它体现了国际交往的文明性和技巧性，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际社会和平、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本文试图通过总结灾难外交的局限和前景，来分析增进灾难外交的路径。
关键词 灾难 灾难外交 灾难不外交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3-0029-36
自然和人为灾难的频繁发生，严重威胁着国家的安全和人的安全。全球化的发展使人类真正成为整体，维护整体也就是维护自身，威胁不分国界，因此，国际性的灾难是全人类应该共同应对的问题，我们需要“同舟共济”。在这个灾难与动荡不断的世界中，国家应随着时代的发展开拓新的外交思维与形式。此时，灾难外交作为一种新的外交方式，成为外交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选择。
一、理论解析
“灾难外交”一词是2000年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的迈克尔•格兰茨 （Michael Glantz） 教授首次使用，之后逐渐散见于各类著述中。而其第一次真正被世界所知则是在2004年印度洋爆发的地震海啸之后。据英国剑桥大学伊兰•凯尔曼（Ilan Kelman）和库克斯（Koukis）等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关于灾难外交的综合研究，灾难外交的概念是基于“对共担风险予以科学理解的基础上，确认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并引发所有蒙受威胁的国家间的共同责任”，[1]其“潜在思想是确认处于共同自然灾难影响下的冲突国家间形成的外交合作领域”。[2]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灾难外交关注于在灾难治理过程中，面对国际交往障碍时，如何改善灾难管理活动并试图发现灾难在国际事务中的实际作用，同时关注于将这些原则和方法应用于国内政治形势。可见，“灾难外交”实际上是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灾难治理过程中以灾难为契机处理彼此交往，从而促使国家间关系正常化或深化国家间关系，以此建立或增强国家互信和认同的过程。也可理解为国家在灾难管理过程中对外的一种选择方式。
灾难外交是非传统外交，它是对传统外交的补充，它与传统外交相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灾难外交的内涵不同于传统外交。传统外交只是维系着围绕国家权力、利益、安全展开的国家政治结构，是以“一种机智、巧妙的方式，处理相互间关系的行为”，[3]它的实践内涵是一种“技术性”形式，带有明显的工具性。灾难外交从更广阔的全人类利益角度思考问题，具有“全球整体性意识”和“共同命运感”的价值内涵，因此，它是一种从“工具外交”到“价值外交”转变的初步尝试。其次，灾难外交的主体多元化，非国家行为体也可以发挥作用。如国际移民组织（IOM）、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在国家所忽略或敏感的领域发挥特定作用。它们凭借自身的特殊定位，积极游说呼吁寻求援助，在国家间牵线搭桥；督促国内冲突各方实现一定程度的和解，等等。第三，与传统外交相比，灾难外交的关切对象逐渐转向“低政治”，更关注全球范围内灾难频繁发生的客观事实。第四，灾难外交带有明显的公益性。面对每况愈下的世界前景和遭受侵蚀的全球利益，灾难外交部分克服了自私心理和地域偏见，使“排他的国家权力观念”发展到“共同国际利益的观念”，[4]从而具有解决当代全球性公共问题和保护地球活动的公益性。
近年来，如印尼大地震引发的印度洋海啸，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大地震，美国“卡特里娜”和“丽塔”飓风等重大自然灾难频繁发生。除造成了灾难发生地民众巨大伤亡外，对一国及周边国家甚至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都带来或小或大的冲击和影响。灾难外交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从总体上看，众多因素推动灾难外交的形成和发展。
首先，灾难外交是外交本身适应世界政治现实、拓展国际空间的内在需要。国家应随时代发展诉诸新的外交思维与形式，灾难外交内蕴外交的文明技巧要求，符合外交内容扩展和国家利益导向的要求。如卢梭所言：“政治体……依存于它所处的整个环境，必须对所有发生的事情感兴趣。”[5] 外交的关切对象逐渐从重视“军事政治”转为对“高政治”和“低政治”并重，内容日益扩展，“今天外交的构成已超出以往赋予外交……的略显狭窄的政治—战略概念。”[6]
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一些历史悠久的传统外交十分重视和强调外交的政治性，很少与科学技术性挂钩，以至于外交活动方式和手段成了政治活动、政治手段和外交手腕的代名词。灾难外交作为外交的一种，当然不会脱离政治和意识形态。但是，灾难外交不仅取决于国际政治的发展，而且也受到科学技术的影响。臭氧层外交、全球气候变暖外交、跨国酸雨外交、海洋环境保护外交、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外交、生物多样性外交等当代热门外交，无不导源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无不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依据和手段。
第三，随着冷战的终结，国际竞争出现新的特点。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强调军事力量、政治实力等硬权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然而，从今天国际关系的现实来看，传统的权力—安全竞争显然不足以解释现存的国际关系现象。这预示着一国的国际声誉完全依靠其军事实力上的强制力已不切合时代了，“软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第四，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推动了共同价值与利益产生。全球问题是指当代全球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超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峻问题，是全球社会的综合安全问题。由全球性问题引发的自然和人为灾难频繁发生，严重威胁着“国家安全”和“人的安全”。“国际性的灾难……是全人类应该共同应对的课题”。[7] 冲突国家通过灾难外交在应付灾难中进行沟通和交流，有可能捐弃前嫌，超越阻碍，实现合作。同时，灾难外交可能会颠覆现存国家间的规范和实践，为重新认识人类的脆弱生命和共同人性创造（瞬间的）机会。缘于灾难，每个国家皆被接受为世界共同体成员。[8]
二、研究评估
从某种意义上说，灾难外交实践早已开始，如国际发展援助、人道主义援助、食品援助等，但灾难外交的理论研究却是晚近之事。在英国学者凯尔曼、库克斯、詹姆斯• 柯-林德塞（James Ker-Lindsay）、迈克尔• 格兰茨、阿尔萨• 胡鲁维（Ailsa Holloway）和路易丝•康福特（Louise Comfort）等人的推动下，灾难外交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环境外交和“灾难次外交”就是研究发展的结晶。由灾难外交扩展而来的环境外交研究的是环境治理问题及条约是否能促成持久有效的外交结果，而这种结果并不是环境治理本身促成的。另外，由灾难外交扩展的“灾难次外交”研究的是无主权的政府在灾难相关的活动中处理与国际“代理人”或宗主国的关系，国际“代理人”或宗主国并不把此作为内政。这样，灾难次外交就成为无主权政府的管辖权。
鉴于国际政治现状和国家现实利益，诉诸灾难外交具有出奇制胜的效果。积极推行灾难外交可以减轻受援国民众承受的痛苦；利用各种援助，可以降低受援国成本，积极开展重建，保证国内政治稳定和政权稳固。同时，援助国通过灾难外交可宣示其“负责任的国家态度”或“责任需求”；增强受灾国对本国的认同，扩大交流机会，与受灾国缔结较良好关系，为关系深化创造条件。2004年岁末，印度洋爆发地震海啸，沿岸多国遭受肆虐袭击。中国在灾后行动迅速，发起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外救援行动，积极参与东盟赈灾特别峰会，援助外资及时到位，赴印尼救援队和赴泰国DNA鉴定专家组成为首批到达灾区并开展工作的国际救援队。美国学者戴维•兰普顿称，中国正向其他国家尤其是邻国表明，实力快速增长的中国会成为一个友善的全球公民。[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