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对气候外交的政策选择
时间：2021-06-28 04:01:1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随着世界各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重视,气候外交开始成为外交舞台的新主角。气候变化问题正演变成一个涉及全球环境、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国际贸易等问题的复杂议题。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必须充分利用自身的影响和地位,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推动气候问题的最终解决,同时采取正确的措施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和发展中国家的权益,维护世界正义。防止气候问题衍生是发达国家主导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新工具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新“壁垒”。
关键词:气候外交;国家利益;发展权;主导权
中图分类号:D6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4-0277-03
进入新世纪以来,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威胁,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围绕全球气候问题的国际交锋愈演愈烈,气候问题政治化趋势日益明显,气候问题正逐渐衍生为发达国家主导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新工具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新“壁垒”。这对世界局势和国家关系的发展以及各国发展模式的调整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气候外交开始走上前台,成为各国尤其是大国外交的核心内容之一。面对愈演愈烈的气候外交及其汹涌暗潮,我国何以应对?
一、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
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至今仍有近6 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因此对中国来讲,经济发展的这条主线决不能丢,重中之重应该是治理。因环境气候问题而牺牲经济发展是不可取的,甚至会引起严重后果。据国家有关部门推算,中国煤炭使用率每下降1%,中国GDP下降0.64%,470万人失业。对此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在2007年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不能因为环境问题,就根本不发展,要统筹兼顾环境保护和持续发展。”①
在人类自1850年以来因为使用化石燃料而排放的所有二氧化碳总量中,中国所占的比重还不到8%,而美国的这一比例是29%,西欧的这一比例为27%。从1950年到2002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只占世界同期累计排放量的9.33%。从1950年到2002年的50多年间的世界平均排位来说,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只占到第92位。即使我国的碳排放总量将在2020年前超过美国,那时的人均碳排放量依然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②因此,中国对气候变化不负有主要责任。另据现有国际和国内研究结果,可以估测,气候变暖对中国发展的风险性,在世界各国排序中处于中等水平或中等偏低水平。我国肯定不属“高风险”之列。同时,国家经济结构持续并引向深层的变革、广泛的并受到商业利益激励的技术创新、国内和国际环境法规的全面而严格的实施等因素导致的能耗下降,意味着我国拥有巨大的“无成本”碳减排潜力。所谓“无成本”,是指这些活动的实施成本不是为着碳减排,而是为着其他的经济或环境目的,但它们同时也产生碳减排效果。这种“无成本”碳减排能力是我国参与全球减排事务的重要而宝贵的资本。也有助于我们减缓全球气候谈判的压力。因此,因环境气候问题而牺牲经济发展至少在目前并不具有紧迫要求。
但另一方面,我国又是气候灾难频发,自然灾害比较严重的国家。因此我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必须要始终重视气候变化对我国的不利影响。节能减排,防止气候变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应有之意。可见维护国家利益必须在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中寻找最佳结合点。但我国的温室气体减排研究起步较晚,比较薄弱、落后,它远不能为我国参与全球减排谈判提供及时、充分、准确的知识、理论支持。为了适应我国参与全球减排谈判的需要,尤其是适应我国减排谈判策略调整的需要,一方面应充实和开拓以下方面的研究:重新评估全球气候变暖对中国发展的风险性;评估中国的无成本减排的CER(经确认减排量)资源;中国强制性减排手段与排减成本;中国CDM项目的CER的认证和价格;中国参与CDM的方式选择;中国减排外交的立场与策略等等。另一方面在“后京都议定书”谈判中,我国要坚持“气候变化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基本原则,并以此为出发点和重要法律武器,尽力延缓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目前看来,“后京都议定书”的谈判主要面临两难:如果脱离气候变化公约,单纯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强制减排作为核心议题,谈判肯定会陷入僵局。而片面强调发达国家的强制减排义务同样可能导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淡出。在此情况下,以“气候变化公约”为基础,以促进和切实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为核心,以替发达国家设定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权方面的强制性义务为主要目标,有可能成为打破谈判僵局的关键。即所谓:发达国家两个人可以拥有一辆小汽车,发展中国家也必须至少拥有坐公共汽车的权利。
二、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地域辽阔的国家,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之一,最大的利益相关者之一。中国现时排放量仅次于美国位全球第二,预计不久将超越美国,“全球暖化”问题已被提升至联合国安理会的层次,或有可能成为国际社会间的重要政治承诺,远超“京都协议书”所代表的国际道义责任,而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将难以置身事外。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既要切实维护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利益,又要面对即将成为全球第一排放大国所面临的各方面的巨大压力,21世纪的中国必须要同时应对两大挑战:一是要保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消除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温室气体过度排放,降低经济发展真实成本(主要体现在外部成本上,中国煤炭使用每年的外部成本高达1 000亿美元)。二是在国际社会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角色,承担国际责任,推动与美国等大国的合作,共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中国的发展不可能再重复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所走过的道路,不可能再充当“追随者”的角色。中国在实现绿色崛起的同时,必须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上发挥“领导者”的作用。
事实上,中国对控制气候变化一直在做着自己的贡献。1998年5月,中国签署《京都议定书》,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认真对待气候变化问题的诚意和决心。2007年6月,国务院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制订颁布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成为我国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面的政策性文件,也是发展中国家颁布的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面的国家方案。2007年9月,中国政府发布了《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更是第一次把建设生态文明写进执政党的政治报告,并强调“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保护全球气候做出新贡献”。在2007年的APEC会议上,胡锦涛主席介绍了中国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成就和确定的目标。并承诺到2030年时中国要将单位GDP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25%。并代表中国政府首次在国际会议中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具体、务实的合作建议。
中国政府的努力受到各方积极评价和支持。英国外交部负责气候变化问题的官员约翰·阿什顿说,中国在控制排放和高效使用能源方面做出了努力,在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增加问题上指责中国是没有道理的。他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说,中国已制定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全国性策略,努力控制排放和高效使用能源。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伊沃·德布尔就表示,中国通过提高能源部门效率以应对全球变暖的做法是一种积极的行动,“非常令人鼓舞”。德布尔称赞说,为应对全球变暖,中国不仅在能源方面提出了节能减排的措施,而且还将气候变化与中国迅速发展的经济、能源安全以及公共卫生联系在一起,这表明中国政府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进一步发展的一部分。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