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中美海权“安全困境”：必要性及可能性
时间：2021-06-27 12:02:4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海上力量有了长足发展。美国对中国海权发展的和平目的有深刻误解和不信任，这在美国的南海多边化政策与“空海一体战”战略中有突出的表现，防范中美海权“安全困境”因而有其必要性。建立安全互信机制是缓解安全困境的有效途径。战略对话、人员交流、政策协调与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是中美海上安全互信机制的主要内容，它们发挥着意图透明、管控危机和构建合作者身份的重要作用，这为防范海权“安全困境”提供了可能性。依凭集聚互信，中美两国可开启大国海权合作的新时代。
关键词 海权 安全困境 中美海上安全互信机制
从改革开放启动中国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海洋转型”以来，中国海上力量的崛起，在改变中国有海无防、军事羸弱的同时，也作为当代权力转移的一个基本方面，深刻影响大国战略关系。面对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美国开始深刻疑惧中国海权发展的和平目的。以南海多边化政策与“空海一体战”战略为标志，美国在“重返东亚”的过程中试图遏制中国海权的发展，这必将引起中国的严重担忧和悲观预期，也将驱动中国发展硬实力作为反制措施。中美两国的海权角力有可能陷入疑虑与竞争相互激化，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在中美海上实力差距逐渐缩小的大背景下，美国的对华疑惧显然构成了两国海权“安全困境”的诱因。为此，应在探究缓解“安全困境”一般机理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海上安全互信的方式予以妥善应对。
中国海权的发展与美国的疑惧：
防范中美海权“安全困境”的必要性 所谓“安全困境”，是指一国为了维护自身安全增进实力的行为不自觉地导致其他行为者的疑惧和不安全，以致其他行为者也为了自身的安全增进实力，由此造成了恶性的安全竞争和安全利益互损。在这一概念的首要阐发者，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约翰·赫兹看来，意图的不确定性是形成“安全困境”的前提，无政府状态则是引发“安全困境”的根本动因。See Herz J H. Idealist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1950 （2）：157158.需要强调的是，在新古典现实主义者看来，安全困境不仅起源于无政府状态这一体系因素，也受到国内层次要素的影响。国内利益联盟，国内动员需要和错误认知也会促发“安全困境”。但是，以无政府状态解释安全困境的缘起，则是国际政治理论科学解释的主流。换言之，在没有最高权威提供安全的情况下，各国只能增加实力求安全，并视彼此的实力为安全威胁，由此形成了一种敌意与增进实力相互激发的恶性循环。安全困境的最显著特征也可以归结为三方面，即一国主观上仅仅是出于防御而增加实力；无论国家性质和意图如何，实力对比的变化难免引起他国的疑惧；加强军备求安全的行为导致了各国的不安全，出现一种“自招挫败”的结果。这三个特征参照了阿兰·柯林斯的论述。See Collins A.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Edinburgh： keele University Press，1997：1114，15，2324
历史地看，现代民族国家海权的勃兴，通常伴随着激烈的市场和资源竞争，以及大规模的海军对抗。国家间的海权关系因而也成为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和“霍布斯”法则的典型表现。当中国海权在西太平洋地区迅速崛起，防范中国海权也相应地成为美国“重返东亚”战略的优先目标。在公共权威和普世道德依旧缺位的后冷战时代，有两种事态表明中美海权关系可能渐变为“安全困境”：其一，中国海权虽然坚持和平性的发展目的，但迅猛的崛起势头缩小了中美两国的实力差距；其二，以南海多边化政策与“空海一体战”战略为标志，美国担忧中国发展海权是“国强必霸”历史的重演，并以中国为假想敌构设其海军战略。下面，本文分别详述之。
1.中国海权的和平发展
作为海权的首要象征，海上武装（海军以及对海作战的陆基与空基力量）的长足进步是中国海权发展的最重要方面。自海湾战争以来，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加速推进，上世纪90年代的两次台海危机更加坚定了中国政府尽快建立强大海上力量的决心。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军费以两位数增长，这为中国提升海空军战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可以忽略若干技术细节，概览中国海上力量的加速转型：第一，海军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主要装备的现代化改造，从本世纪开始努力形成以信息化为中心的海上综合作战体系；第二，把握世界军事革命的机遇，以“非对称”作战概念为指导发展一系列“杀手锏”兵器；第三，利用先进成熟技术和装备，有选择、有重点，成建制开展现有装备系列化集成改造和综合性能提升；第四，中国军事工业整体上从“引进—仿造”阶段，跃向“引进—开发”阶段。
与海上力量的壮大，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相适应，中国奉行一种更加有所作为的海军战略。海军积极防御的空间逐渐扩大，履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日渐提升。《2004年中国的国防》就指出，海军应“扩大近海防御作战空间和防御纵深，加强、完善海战场建设，增强在近海遂行海上战役的综合作战能力和核反击能力”2004年中国的国防.http：///ziliao/flfg/200505/27/content_1540.htm。《2008年中国的国防》也指出，海军应“全面提高近海综合作战能力，战略威慑与反击能力，逐步发展远海合作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能力，推动海军建设整体转型”2008年中国的国防.http：///zwgk/200901/20/content_1210224.htm。在中国海洋安全环境日趋复杂化的形势下，中国海军既将冲出“第一岛链”的军演常态化，也开始履行多样化任务。自2008年开始，中国海军远赴索马里护航，与多国海军开展交流合作，打击海盗。在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中，中国海军首次赴海外完成了撤侨任务。
中国正在发展一支蓝水海军，但中国的海权发展始终坚持和平性的目的。所谓海权的和平目的，是指中国海权的出发点是维护国家统一、领土与主权完整，以及由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准则赋予的海洋权益。我国和平性的战略文化，和平崛起大战略纲领是决定中国海权和平目的的根本原因。中国发展海权是为了摆脱近代有海无防的军事羸弱，同时也是我国扩大开放，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必需。中国的海军任务以及有关近海争端的政策则是其具体表现。中国海军始终坚持上世纪80年代中期确立的“近海防御”战略。它以遏制战争来求和平、谋发展，拒绝炮舰外交和“先发制人”的战争方式。主要以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为标志，中国海权也有了一种与时俱进的重大优化，这就是“和谐海洋”的自由国际主义诉求。它同中国在近海争端中的审慎、克制一起，清晰地表达了中国仁厚和平的文明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