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压力下的区域化发展
时间：2021-06-27 12:01:2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区域化的发展是全球化大背景下的必然过程，影响区域化发展的因素有很多。笔者试图将安全压力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变量，通过安全压力的大小变化来分析区域化发展的快慢。本文所指的安全压力主要是指区域内部各国所面临的安全压力。通过基本的理论分析，试图用东亚区域化发展的实例来验证以下两个观点：一是东亚后发展国家对安全压力的敏感程度更高，使得其在区域化过程中更容易摇摆。二是历史和现实条件使得东亚地区的安全压力成为区域化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
关键词：区域化；安全压力； 互动
中图分类号：DO33 文献标识码：A
一、东亚的区域化发展进程
东亚区域化发展的开端，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第一，1967年8月，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5国在曼谷举行会议，发表了《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宣言》，即著名的《曼谷宣言》，正式宣告东盟（ASEAN）成立。二是日本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迅速崛起，日本学者在1962年首先提出了“雁阵发展模式”（the flying geese paradigm）。当时主要是用来解释东亚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增长和贸易模式变化之间的关系。[1]
在此之后，东亚的区域化呈现了比较快速的发展趋势。一方面，以东盟为主体的东南亚国家，本着平等与合作的精神，共同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使得东南亚区域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不断加深经济、文化的交流。需要指出的是，东盟成立之初只是一个保卫自己安全利益以及与西方保持战略关系的联盟，所以其活动仅限于探讨经济、文化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雁阵发展模式”凸显：日本成为了东亚经济发展中的头雁，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组成的“四小龙”紧随其后，整体性地带动了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可见，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东亚的区域化发展比较顺利地走上了轨道，通过相互之间的投资和贸易的增长，东亚区域化的发展不断深入。东亚的区域化发展大致经历了3个主要阶段：
1.前期磨合期。1967年东盟成立至1975年印支战争结束。这一时期的东亚区域化发展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东北亚地区由于美苏两极的对立和中苏问题仍呈现较为冷淡的状态。这一时期东盟虽然在加速地区间的经济社会进步和文化合作方面有了一定的成效，但东盟在其合作宗旨中因为区域安全压力而并未提到政治合作，这一内容直到1976年才被正式加入进去。[2]日本著名学者山影进曾撰文指出，对东盟的一个错误解释是接受它表面声称的目的。东盟国家的政治发言人都不断重复东盟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合作的组织。事实上，东盟不仅是要有所作为的合作组织，而且也是成员国寻求地区和平与合作的象征。[3]在东盟成立的初期，东盟将经济作为合作基础，是出于共同的政治需要。可见，虽然经济发展被反复提及，但它只是维持地区稳定、缓解安全压力、防止颠覆的重要手段，而且这种区域间的经济合作也是需要政治互信来作为其维系的动力。
2.磨合发展期。1976年第一届首脑会议至1987年第三届首脑会议。这一时期，虽然经历了石油危机而导致的经济危机，虽然越南战争和部分地区仍有军事摩擦，但由于七八十年代的国际环境发生了转变：从东西方激烈的对抗转向缓和，东亚地区的整体形势不断趋于稳定，区域内的安全压力相对缓和，所以促进了东亚区域化的发展。同时，由于这一时期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使得在国际经济贸易体系中，美日贸易摩擦不断增加，主要货币间的汇率常常出现剧烈的波动，这一情况也使得日本这一东亚区域内的经济大国开始寻求区域内的合作来应对危机，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东亚區域化的发展。当然，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和1980年越南侵占泰国，也曾一度导致东盟内部各国在应对方式上的争论和分歧，但东盟整体还是表现出了一致。
3.合作扩大期。1990年以来，特别是1992年东盟在新加坡召开了第四届首脑会议，通过了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新加坡宣言》，建立了“大东盟”。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区域化中的东盟自由贸易区、东亚经济论坛和“10+3”机制等合作方式的实施都是得益于“大东盟”的发展与推动。东盟在这些领域的努力不仅加快了其进行多边多层次地区合作的步伐，而且在东亚区域化合作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东亚区域合作实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这一时期，地区安全压力更为缓和，中、俄、日、朝、印等国的安全压力虽有不时的波动，但由于各主要国家能够通过双边或多边的谈判来协商解决，所以东亚区域的整体发展趋于良好。当然，由于安全压力的不时波动，东亚区域化的发展整体要落后于欧盟和北美。
二、东亚后发展国家的安全压力更趋敏感
后发展国家的崛起，势必给周边国家和区域内的大国带来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多方面，既有经济压力，也会有政治、文化的压力，甚至是军事的压力。这些压力综合表现为各国对自身安全形势的一种担忧，使得他们做出相应的措施来应对。而且这样的压力的作用是双向的，也就是说，一方面，后发展国家的崛起给其他国家带来了压力，这样的压力是相对均匀传播的；另一方面，其他国家的反应和应对将使得后发展国家对安全压力更为担忧，因为这些压力对后发展国家而言，可能是会产生叠加效果的。
以中国为例，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政治的不断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了区域内迅速崛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这种一段时期的高速发展，虽然带来了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关注以及国际贸易的增加，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威胁论”的说法也因此甚嚣尘上。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的计划，主要是针对中国多年低水平防务预算和过时技术的政策追赶，而不是意图控制地区。[4]但是中国军事的现代化，给中国的周边邻国以及像日本、印度、俄罗斯等区域内的大国都带来了某种程度上的担忧。这种担忧既会表现为经贸往来上的阻碍，特别是在高端技术和重要能源的贸易往来上，也会转化为彼此间的不安和猜疑，使得在区域问题的双边或多边谈判中出现隔阂，或者对历史遗留问题的敏感反应。
比如1960年签订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虽然在当时是美日安全保护关系的基础，是美苏对抗的产物之一，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其对抗苏联的意图不可避免地转移到了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特别是1996年美日领导人宣言将联盟扩展到整个地区的军事合作的《美日安全联合声明》[5]，益发使得中国政府感到不安。又比如说，中国大陆的军事现代化和对台独势力的遏制，使得台湾当局基于美国政府的《台湾关系法》而向美国购买武器，而每一次的对台军售都会引起中国政府的严正抗议，并在中美或大陆与台湾的经济贸易交往上有所反映。
东亚区域内的其他后发展国家也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情况，比如印巴的地区问题、朝核问题等。
三、历史与现实产生的安全压力
东亚地区基于历史和现实所产生的安全压力，一直使得地区间国家的合作呈现松散、缓慢的态势，合作也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政治合作方面比较滞后，导致区域化发展缓慢。
从历史原因来看，东亚地区遗留的诸多历史问题导致了区域内国家的相互信任程度比较低，安全压力虽稍有缓解，但始终存在，并随着某些具体争端的发生而增长。以中韩和日本关系为例，历史问题不时使得安全压力产生波澜。尽管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日本政府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对亚洲各国的侵略等相关战争问题进行了道歉，也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但是中国和韩国政府都认为日本政府做的还不够。包括历史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等在内的一系列言行，更加加深了中韩政府的不满和担心。而这种担心和不满，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些担心和不满，时时刻刻敲动着中韩与日本政府和国民的神经，潜在的安全压力会随着某些具体事件的爆发而释放出来。也正是这些安全的压力，使得中、日、韩在区域化的道路上进展的十分缓慢，虽然经济的往来有日益加深的趋势，但是政治关系一直处于时好时坏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