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推动国共合作的利己性
时间：2021-06-27 04:01:3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以列宁为代表的国家领导人就认识到了复杂的政治形势，为了推动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变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胜利为多国胜利，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应服从全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同时“为了捍卫被军事方面无比强大的帝国主义列强所包围的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必须实行使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殖民地解放运动同苏维埃俄国结成最紧密的联盟的政策。”[1]同一时期，共产国际二大（1920年七月）也指出：“世界政治形势已经把无产阶级专政提到了日程上，所以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都必须围绕一个中心点，即全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这些民族根据自己的痛苦经验，深信除了与革命的无产者联合起来，除了苏维埃政权战胜世界帝国主义之外，他们别无出路。”[2]
由此可见，由于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面对复杂的政治形势，苏联和共产国际推动世界革命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巩固其国内政权，挫败帝国主义封锁与干涉，而不是根据各国具体情况推动世界革命形势发展。中国成为苏联和共产国际推行世界革命的地区之一，除了上述因素即巩固国内政权、挫败帝国主义干涉与封锁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苏联在华利益。
1917年7月25日苏俄发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宣称：“工农政府宣布废除与日本、中国和以前协约国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苏维埃政府已废弃了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苏维埃政府拒绝接受中国因1901年义和团起义所付的赔款，这已经是第三次不得不作这样的声明”,“苏维埃政府放弃一切特权，废弃俄国商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商站，任何一个俄国官员、牧师和传教士不得干预中国事物，如有不法行为，应依法受到法院审判”.[3]1920年9月27日，苏俄发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宣言》，再次重申放弃特权，废除不平等条约。
但是，苏俄声明的直接目的是博得中国人民对其国内革命的同情，是权宜之计，实际上苏俄并未也不曾想过放弃在华利益，以中东铁路为例，按其声明，中东铁路应该归还中国政府管理，但是直到1926年3月5日托洛茨基作《我们关于中国和日本的政策问题》仍宣称：“只有中东铁路仍严格有由苏维埃政权继续掌握才能防止帝国主义分子在最近时期侵占中东铁路，所以现在必须采取广泛的政治文化措施，使铁路中国化。”[4]他们所说的“中国化”实质是防止别国插手中东铁路，牢牢控制其运营权，这也是1929年张学良与苏联在中东铁路发生冲突的原因。
不仅如此，苏联还企图干涉西藏事务，扩大其在华利益。1922年6月，契切林就西藏考察团问题致信苏共中央政治局指出：“我请求政治局重新审查这个问题和第二次去拉萨考察团的2万卢布的拨款一事，我们在1921年秋天派出的第一个考察团现在已经抵达那里。第一个考察团带去了代表俄罗斯联邦送给达赖喇嘛的礼物—无线电台。电台已经成为我们与他们联系的基础。”“这种联系具有政治意义。”“同拉萨没有友好的关系，我们就不能在亚洲各佛教国家和欧洲间好好的完成我们贸易中介人的作用。”[5]由上可知，苏联并未放弃在华利益，相反，其对华政策根本出发点为巩固并扩大在华权益。但是苏联并未与中国建交，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借助国际机构，这就是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强调高度集中的领导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各国支部对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批示必须服从并执行”。[6]
实际上，联共（布）却是个例外，某种程度上还可能成为共产国际的实际领导者。共产国际总部位于莫斯科，其日常活动尤其是财政方面完全依靠苏联帮助，因此共产国际不可能超脱于联共（布）之外。共产国际前两任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在担任共产国际领导人期间同时又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且他们的更替也取决于联共（布）的决议而首先不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1926年10月23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决议：季诺维耶夫在共产国际中不能体现联共（布）路线”，“认为季诺维耶夫不能继续在共产国际中工作”。[7]
1926年10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撤销季诺维耶夫的共产国际主席职务的决议》，指出“考虑到苏联党内反对派集团的反列宁主义路线，考虑到季诺维耶夫同志作为共产国际主席在执行这一错误路线中所起的作用，考虑到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反对派集团这个破坏性的宗派活动，并考虑到季诺维也夫同志把这种宗派阴谋带到了共产国际的队伍中，列席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几个重要支部的决议，认为季诺维耶夫同志已经不能留在共产国际领导职位上继续工作。”[8]
在同年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决定取消主席制，成立政治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而政治处的主要负责人是斯大林观点的坚决捍卫者、党内多数派的骨干布哈林。
不仅如此，共产国际的许多决策都是联共（布）制定的，甚至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越过共产国际直接发出指示。国共合作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开展的，共产国际是中共的上级，负责作出决议，而实际上联共（布）曾直接指导中国革命：从现有公布的档案可以看到，指导中国革命的决策机构是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9年至1933年该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共召开122次会议，做出了378个决定，从大的决策（如令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对待国民革命的总方针）到小的决定（何时结束五卅罢工，何时找蒋介石谈话，谈话时要注意什么问题等），考虑得十分周到。”[9]
由此可见，共产国际不仅是世界性工人政党，一定程度上还是苏联内外政策的执行者，也就成为苏联利益的代表。不可避免，共产国际的政策和具体策略也就在许多方面体现了苏联利益。对于中国，苏联找到了维护其在华利益的工具：共产国际。但是共产国际毕竟是世界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有为其支配的载体，中国共产党就扮演这一角色。
1920年共产国际先后派出维经斯基和马林来到中国，帮助建立共产主义小组。自此，共产国际开始指导中国革命。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时，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列席会议，但是中共与共产国际并没有组织关系。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之支部。”同意“加入第三国际条件”17条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部必须执行。”[10]
这样，中共不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在某种情况下，由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还可能成为使苏联摆脱不利的国际国内环境、巩固国内政权、维护苏联在华利益的工具。但是由于中共力量弱小，不可能在短期内壮大起来完成上述任务，因此，共产国际积极推动中共同中国国内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国国民党合作来实现这一目的，此后共产国际制定的“党内合作“方式及其对国民党的大力支持也贯彻了这一目的。
注释：
[1] 列宁，《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64-165页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室编辑，《共
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2页
[3] 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85页
[4]《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委会，《苏联历史档案选
编》第6 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89页
[5]《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委会，《苏联历史档案选
编》第7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30-231页
[6] 原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研究网，
[7] 季诺维也夫，《论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96-597页
[8]季诺维也夫，《论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97页
[9] 唐宝林，《重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
线》，《历史研究》,2000年第二期
[1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