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汉晚年致力于统战和民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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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汉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的一位老党员，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坚贞不渝、披肝沥胆，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翻开李维汉的档案和史料，发现这位革命老前辈有着光辉的革命生涯和传奇的人生经历，他一生坎坷，历经磨难，在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遭受打击和磨难长达15年之久，先后经历了撤职查办、错误批判、劳动改造、残酷迫害等严峻考验。到了晚年，他仍在为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和各民族的团结而辛勤工作，并乐此不彼。
结识毛泽东，
全身心投入革命运动
李维汉1896年9月出生在湖南长沙县一个贫苦的知识分子家庭。青年时代就一心向往光明、追求进步，比较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很快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
1916年春，李维汉考入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第二部，毕业后留在一师附小任初级部主任。在这期间，他结识了毛泽东、蔡和森、蔡畅等人，并很快加入了由毛泽东发起的新民学会，成为学会的骨干。
新民学会成立后的第一项活动，是发动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酷爱学习的李维汉积极响应，第一批报名参加。1918年8月，他与毛泽东、罗学瓒、张昆弟、邹彝鼎等前往北京开展留法预备工作。不久便与李富春、张昆弟、贺果等，进入蔡元培、李石曾组织的华法教育会在保定育德中学开办的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1919年10月3l日，李维汉、李富春、张昆弟、贺果等162人，乘坐法国“宝勒加”号邮船自上海启航，经过40多天的旅途颠簸，于年底到了巴黎，暂住巴黎西郊哥伦布华侨协社内。
在华法教育会的帮助下，1920年春李维汉与李富春、贺果等人进入施乃德钢铁厂的勒哈佛尔分厂做工。后来又转入蒙达尔尼胶鞋厂，边工作，边学习，广泛地涉猎社会主义学说。不久，李维汉、李富春、张昆弟、李林、贺果等组织了“勤工俭学励进会”，1920年8月，李维汉将他领导的勤工俭学励进会改称“工学世界社”，在团结旅法勤工俭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1922年6月，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等聚集在巴黎近郊的森林里，宣告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成立。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1922年底，李维汉回到国内，向中共中央递交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信件，请求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党中央在一次会议上批准其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同时，由蔡和森、毛泽东介绍，李维汉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3年2月，李维汉受组织委派回到长沙，任湖南自修大学教务长。4月，他接替毛泽东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职务。此后，李维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建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以及党的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奉献出自己的毕生心血。
身处艰难逆境，
仍在坚持“一要革命二要党”
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为纠正当时统一战线工作中一些“左”倾失误，李维汉根据中央的精神，提出了一些调整党外人士关系的政策。他认为，阶级斗争的总趋势是朝着缓和方向发展的，在这种形势下，统一战线要更广泛、更充分地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加强团结，发扬民主，并把它贯彻到人民内部关系的一切方面。这些具有马克思主义远见卓识的正确观点，在当时“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被作为“投降主义”、“修正主义”，横加批判。此后10多年里，李维汉成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对象，1960年至1964年，李维汉先后遭受两次错误批判，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李维汉又遭到极其残酷的迫害。
1967年9月，李维汉被关押起来。由于精神上的摧残和生活上的虐待，他染上了结核性腹膜炎。因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转变成了慢性腹嗅炎，年年复发，痛苦不堪。即便如此，李维汉还是抱定三条信念：第一、坚信马克思主义一定会胜利；第二、自己要精神挂帅；第三、尽可能看书学习。坚定的革命信念，使这位已过古稀之年的老人顶住重重压力和折磨，奇迹般地生存下来。
1975年，李维汉被迫离开北京，被安置到湖北咸宁温泉镇。在那里，因为不准带家属，年近八旬的李维汉生活上无人照料，过得十分艰难。一次洗澡时他不慎摔倒，把腿也摔折了。在精神上，他更是受尽磨难，不能参加党支部的组织生活，周围的人不了解他，对他采取歧视的态度。苦闷之中，李维汉拿起了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选集》，进行了一番通读，特别是那套《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书都被他翻破了，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各种记号，其中许多篇章和段落他都能脱口而出。
时间长了，一起下放的干部感觉到这个“李和生”(李维汉当时的化名)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认为这位老人有着丰富的阅历、宽阔的胸怀和坚定的意志。一些有悲观情绪的同志，也乐于与李老谈谈。李维汉就给他们讲革命斗争的历史，鼓励他们坚强起来。这样，周围的人们渐渐地关心起李老的生活来了。有时他们要到镇上去转转，就帮李老捎回想买的书。有一天，一位当地干部家里蒸了包子，请李维汉去吃。已久不见荤腥的老人，一见包子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大家见到这般情景，心里一阵酸楚，劝李维汉老人慢慢吃。
1975年底，专案组提出《关于李维汉的审查结论》，诬陷李维汉“一贯反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李维汉写信给党中央，对《结论》中的不实之词进行申辩，同时要求保留党籍。他想，只有保留了党籍，才能在晚年做一些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时，江青等人坚持要开除李维汉的党籍，但遭到邓小平等同志的反对。以后，毛泽东、邓小平批准李维汉保留党籍。李维汉重新参加党支部组织生活的那一天，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被撤职批判长达15年的李维汉终于又能为党和人民工作了。每当回忆起这段人生坎坷，李老总是说：“我一生无论遭受什么挫折，无论职务怎么变迁，只坚信两条：一要革命，二要党。”
恢复工作以后，李维汉把补发的l万多元工资交给组织，作为他一次性上交的党费。1979年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的一次大会上，组织上宣读了中央对他的平反决定之后，他作了即席讲话，建议大家：第一，一定要有全局观点，要把仇恨记在林彪、“四人帮”身上，同时把我们的全部心血倾注在加强安定团结和实现“四个现代化”上；第二，要力戒骄傲，既不要背过去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包袱，也不要背过去工作成绩的包袱，这样才能轻装上阵；第三，要消除隔阂，加强团结；第四，要多为党和人民做工作，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听了李维汉的肺腑之言，在场的人无不为他顾全大局、不计个人恩怨的精神境界及高涨的工作热情所感动，全场报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耄耋之年获平反，
竭尽全力为党工作
李维汉平反重新出来工作时，已是83岁高龄了，凭着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耿耿忠心，他全然不顾耄耋之年，重病在身，仍竭尽余力地要为党和人民多做工作。
1979年，李维汉任中央统战部顾问，后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他虽已退居二线，仍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大事，以长期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积极向党中央提出建议。
中央统战部于1978年6月在烟台召开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会议。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次会议没有结果，但对促成这一问题的解决起了很大作用。这次会议后不久，李维汉看了会议文件，认为不仅要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还应进行甄别平反。早在1962年，李维汉就曾提出过类似问题。这一次，他又给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写信，再次提出这一问题。胡耀邦同志对此非常重视，不久这个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