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觉醒与中共早期宣传工作
时间：2021-06-11 20:02:0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近代以来民族的觉醒是一个从上层到下层、从核心向外围次第扩展的过程，并且每一个社会阶层的觉醒都离不开其知识精英的唤醒。五四运动以后工农阶级逐渐上升为真实的政治力量，以工农为主体的广大民众成为需要唤醒的对象。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展开的，唤醒民众成为中共早期宣传工作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民族觉醒；中共；早期宣传；任务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1）11-0021-04
历史上的闭关自守使中华民族长期与世隔绝，当西方工业文明迅猛发展的时候，中国尚沉酣于传统的小农文明，举国俨如一潭死水毫无生机。鸦片战争的炮火，接踵而至的民族危机，彻底打破了这种平静，唤起了全民族的觉醒。五四运动以后，工农阶级成为需要唤醒的对象，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在这种大背景下展开了。
一、民族觉醒的历程
近代以来的民族觉醒是一个从上层到下层、从核心向外围次第扩展的过程，觉醒的范围越来越广，觉醒的人数越来越多。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每一次民族救亡运动既是民族觉醒的阶段性标志也是不同社会阶层觉醒的阶段性成果，从而构成中华民族波澜壮阔、层相推递的觉醒图景。
（一）洋务运动——统治集团中有识之士的觉醒
就一般政治而言，一个国家或民族最易感受和觉察外来影响者，要么是政权机构的上层人物，要么是政治敏感的知识精英，尤以前者为甚。鸦片战争的炮火如石投塘，也最先在国家政权的核心层引起震荡。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长驱直入北京，彻底打破了中国人“天朝王国”的梦境，无不惊呼“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1]。在应对这种变局中，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开始觉醒。朝中权贵大臣以奕 、文祥为代表，地方督抚大员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等为代表，共同推进了长达30年之久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华民族近代化的艰难历程。洋务派倡导“中体西用”，打破了“华夏中心主义”，成为这一阶段民族觉醒的主要代表。但当时的中国风气闭塞，能够冲破“华夷之辨”者毕竟凤毛麟角，所以洋务派仍是少数派，缺乏广泛的下层基础，势单力薄、曲高和寡。
（二）戊戌变法——士大夫知识阶层的广泛觉醒
随着洋务运动中西学的东渐，传统士大夫的视野逐渐开阔，一些人在甲午战争前就意识到了“中体西用”的局限。1884年两广总督张树声在其遗折中就说：“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于中华，然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厥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2]甲午战争的惨败无疑是对这一观点的应验，使更多的人从“中体西用”的梦幻中觉醒，要求变革政治制度推行君主立宪。京城内外官员的谏诤活动，应试举人的“公车上书”，清政府的下诏变法，把这一阶段的民族觉醒推向了高潮。维新派著书立说、组织学会、创办报纸，从而唤起了知识阶层的广泛觉醒。很多人读了维新派的书报，从蒙昧走向觉醒，并最终成为变法和革命的支持者、参与者。有志青年也不再为科举皓首穷经，他们把进入新式学堂和出国留学作为成才的途径，读书再也不只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一时间，救亡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变法成为民族的共识。
（三）辛亥革命——新生的资产阶级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戊戌变法的失败表明，在推动民族觉醒的进程中体制内的力量已经耗尽，一切维护清政府的企图都无助于挽救民族危亡，只有推翻它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民族的解放。新式工业兴办以来，一直在孕育成长的一股新生政治力量——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着民族觉醒中这种新的诉求。“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3]，资产阶级革命派第一次把民族觉醒提到了民主共和的高度。革命成功后，建立的中华民国结束了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开辟了中国社会的新纪元。“几万万受压制的、由于处于中世纪的停滞状态而变得粗野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走向新生活，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4]
（四）五四新文化运动——走向民众的觉醒
“无量英雄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一度迸射出耀眼火花的辛亥革命，在北洋军阀的屠刀下又化为泡影。这不能不使社会各界进行深刻反省。革命党人认为：“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夫以有热烈倾向于革命之群众，而不能使为坚强拥护革命之群众，此其责当由革命党负之，而亦为当日失败之重要原因也。”[5]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认为，只有改变过去那种“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的状况，“使吾国党派运动进而为国民运动”[6]，民主政治的实现才有可能。至此，民众作为潜在的政治力量开始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席卷全国的“五四”革命风暴，尤其是6月3日以后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使先进的中国人真正看到了民族觉醒的新曙光和民族振兴的新力量。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要完成内惩国贼、外争国权的历史使命，必须发动民众的力量，逐渐成为共识。毛泽东说：“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7]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指出，“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8]。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中华民族的觉醒走向了以工农为主体的民众觉醒阶段，当时兴起的工农运动高潮“是历史上空前的，就是在抗战期间也没有过”[9]。
在民族觉醒的过程中，知识精英发挥了“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的作用，每一阶段都离不开他们的呼号呐喊。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使中国人从“天朝王国”的梦境中醒来，康有为、谭嗣同、严复使中国人从“中体西用”的梦境中醒来，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和留学生打破了中国人的君主立宪之梦，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又使中国人打破了对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成功的幻想。最终，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民族解放运动是千百万人的革命事业，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从劳苦大众中寻找力量源泉，中华民族的觉醒才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二、从精英政治向群众政治的转换
以五四运动为界，中国政治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五四运动之前为精英政治，五四运动之后过渡为群众政治，群众逐渐成为社会的主人和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一）“五四”运动之前的精英政治
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政治是精英政治，中国的历史是英雄的历史。广大人民群众被看做是一个需要拯救的群体，一些有识之士也只能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殊不知正是由于人民群众长期被排斥在政治活动之外，才导致了他们对政治麻木、冷漠，缺乏参与意识。如梁启超所说：“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如奴隶焉。彼奴隶者苟抗颜而干预主人之家事，主人必艴然而怒，非摈斥则谴责耳，故奴隶于主人之事，罕有关心者，非其性然也，势使之然也。吾国之人视国事若于己无与焉，虽经国耻历国难，而漠然不以动其心者，非其性然也，势使之然也。”[10]这就是精英政治的后果。
（二）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