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研究的定量推崇批判
时间：2021-06-09 12:04:1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研究方法的选择一直都是科学研究的重点。在公共行政领域，定量研究越来越受到推崇，但将其作为公共行政的主要研究方法并不适合。从公共行政研究的历史演变来看，定量研究虽然显赫一时，但是逐渐受到人们的质疑。定性研究而不是定量研究应该是公共行政的主要研究方法，有三个方面可以加以证明：公共行政中模糊与精确的共存状态；非理性与理性的不可分割性；定量分析自身的缺陷。
关键词：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公共行政；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3009905
研究方法的选择一直都是科学研究的重点。德国当代法学家卡尔?拉伦茨先生甚至指出，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的方法\[1\]。我国学者徐祥民也指出，一门学科有没有科学完整的方法论，不仅是其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而且是它能否得以顺利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2\]。20世纪80年代西方展开了一场关于研究范式 ( Research Paradigm) 或研究方法论 ( Study of Methodology) 的争论。对抗双方以“定量研究 ( Quantitative Research) ”与 “定性研究 ( Qualitative Research) ”树旗为营。学者们争吵的气氛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加剧，以致到了80年代末，成了一场 “战争(War) ”\[3\]。我国部分学者也参与到此问题研究，有关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文献，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一个高潮。尽管公共行政学界对于这一场论战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但是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选择却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公共行政。纵观百年公共行政发展过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理性思维与经验的实用分析方法是其显著特征\[4\]。这种对理性的过分推崇，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中表现为逐渐突出定量的研究，而贬低定性的研究。
所谓定量研究，是指运用数学语言进行相关的描述，借助数学模型、统计数据等进行量化的研究。所谓定性研究，是指运用文字语言进行相关描述，借助直觉、经验，对分析对象的性质、特点、发展规律做出判断的一种方法。定量研究是理性思维推崇的一种表现。自启蒙时代以来，以理性思维为基础的定量研究就成为学术研究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一切冠以“科学”名称的学科都必须以理性的原则建立起来。有的学者甚至以定量研究为主要标准来衡量是否为“科学”。这种衡量标准使得可以定量研究的自然科学无可争议地被认为是“科学”，而不能进行定量或者尚没有定量研究的社会科学则被质疑是否为“科学”。这种衡量标准的接受使得部分社会科学学科开始尝试运用定量研究来突显自己研究的“科学性”。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进行定量研究最为彻底的学科。随着贝克尔所谓的“经济帝国主义”的攻城略地，其他相关学科也开始注重定量研究。公共行政作为其相近学科，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那么，公共行政是否需要定量的研究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它在公共行政的研究方法中占据何种位置，是主流抑或补充？这正是本文需要探讨的关键。
一、 定量与定性：公共行政研究
方法的历史共生 如果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来回顾一下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在公共行政中的地位，会给我们一种更为清晰的脉络。威尔逊创立公共行政理论的目的在于提升政府的效率：“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5\]”。这在威尔逊对公共行政的定义中也可窥一斑：“行政是政府在个别而且带技术性事项方面的国家活动，是合法的、明细而且系统的执行活动”\[5\]。对效率及技术的推崇使得公共行政在诞生之时就倾心于定量研究。随着科学管理的兴起，其所推崇的标准化、定量化研究对公共行政产生了深远影响。罗森布鲁姆总结公共行政具有三个研究途径：即管理的研究途径、政治的研究途径和法律的研究途径\[6\]。管理的研究途径注重效率和技术，它使得公共行政尽可能地吸收管理学的一切研究成果。其表现在研究方法上就是推崇管理与经济的定量化研究。
马克斯?韦伯从另一种角度强化了定量研究在公共行政中的分量。马克斯?韦伯看到了计算的和理性的“手段—目的”方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并据此建议进行事实和价值的区别。这种区分使得“工具理性”的思维深入人心。自此，公共行政学的定量化研究寻找到一个理论基础。在20世纪50—60年代，公共行政学开始引入了系统科学的研究方法，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运筹学等开始被公共行政的学者所推崇并运用。定量化的研究在西方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上越来越受到推崇。
但是这种状况被西蒙的研究所冲击。西蒙发现定量研究的完全理性思维很难在真正的决策中发挥实效。他认为，定量研究所需要的前提假设过多，很多假设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因此，决策并不能实现定量研究的“最优决策”，而只能实现“满意决策”。在公共政策领域，西蒙的决策理论也被称之为“有限理性决策模型”。西蒙对此问题的研究给予人们很大的启发，他也由此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西蒙的研究开启了人们对定量研究的怀疑。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5月第12卷第3期王 刚，等：公共行政研究的定量推崇批判 如果说西蒙的研究还只是对完全理性的质疑，那么随后的一些研究则对单一理性研究提出了质疑。在公共政策的研究中，理性研究是研究的主流。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非理性决策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研究内容。这是因为人们（包括政府）在决策时很难做到完全的理性，信息不全、情感因素、利益博弈等多种因素纠结的结果就是决策往往是非理性的①。而且部分学者发现，越是重大的决策，其决策越可能是非理性的。非理性决策开始受到人们的认可。我国学者何颖总结了公共行政研究方法应该包括非理性的三种理由，即：公共行政需要反思批判的研究方法；需要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研究方法；需要伦理的研究方法\[4\]。理性的研究既可以是定量的，也可以是定性的。但是非理性的研究只能是定性的。公共行政对非理性研究的重视，意味着天平开始倾向定性研究的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