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研究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
时间：2021-06-05 04:00:4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编者按：今年6月，本刊在京召开了“首届管理学家与管理学院建设论坛”，引起我国管理界一致好评，为了贯彻论坛精神，本刊从即日起，将分批分期发表各管理学院院长访谈。今天发表的是对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李俊清院长访谈，以飨读者。欢迎你们对本刊访谈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及时与我刊联系（010）88850629 63792251—610 岳编辑
陈超：李院长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您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方面做了大量研究，成果丰硕。看到您最早关于边疆民族问题的研究是2006年在《中国行政管理》发表的《民族地区公共产品的缺失与政策选择》一文。第一个问题是想了解一下，您是如何从一般性公共管理研究关注到边疆民族问题的。
李俊清：我一开始做的是一般性的公共管理。公共管理既有普遍性也有差异性。曾在西南民族大学讲“民族地区公共管理的环境”。公共管理的普遍性原理从逻辑上讲很正确，但是能不能在实践中具有有效性，关键在于能否契合实践中的管理对象。如果不契合可能出现水土不服。因为公共管理更多的是抽象人类社会管理的一般原则，但问题是中国这么大，各地千差万别，行政管理中的各个环节，例如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文化因素、区域位置都不一样。我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社会科学的重点研究方向就是民族问题，所以比较关注民族地区。
公共管理的重要职能是服务。首先民族地区公共产品明显要短缺得多。这几年非常重视田野实践，几乎跑遍了全国边疆民族地区。深深感觉到民族地区公共产品太短缺了，2006年的文章主要就是说这个问题。“缺”是一个表象，文中列举了很多数据，基础设施、医疗卫生、义务教育等。问题是缺了为什么不提供呢？说到底是民族地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弱，经济发展动能弱，政府可动员的财力、公共资源都比较弱。民族自治地区政府面临这样的问题，有限的资源和材料都用在提供公共产品上了，但是再生能力不强，造血能力不强。当时写作的题目是“民族地区公共产品的缺失与政策选择的困境”，后来把“困境”两个字删掉了。实际上我想说困境问题。我想这些有限的财力还是用在如何扩大地方的经济实体，让它具备更多的造血能力，对以后的发展会更好一些。
从这篇文章开始，从公共管理的基本理论出发，开始研究基本理论适用到民族地区的问题。后来写了一本教材《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公共管理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获得了教育部“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北京市精品教材等荣誉。我经常讲，民族地区公共管理并不是一个学科，就是公共管理的一般理论在民族地区的实践和应用。后来曾写了一系列文章，《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特点与改革》（《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这篇文章中讲了使命特殊、环境特殊、法律地位特殊等特点。还写了《中国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中国行政管理》2007年第5期），梳理了中国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研究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划分为几个阶段，发展到什么程度，将来应该重点研究什么问题。逐渐把这一方面的学科领域拓展了，为原来的传统政治学、行政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陈超：您是如何将公共管理的一般理论逐步适用到边疆民族问题的研究中去的？
李俊清：中国少数民族分布具有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但是整体而言，还是西北、西南、东北，靠边疆地区多一些。所以，边疆民族地区在相当部分是重叠的。中国有22？800公里的陆地边境线，其中19？000多公里都是民族地区的县，边疆人口多半是少数民族。行政管理的一般原理要考虑到民族因素和边境因素，同样的问题放在内地是一个样子，放在边疆就大不一样了。
2007年，我拿到了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应急机制建设研究”。刚立项不久，2 0 0 8年西藏发生“三一四”事件，2009年新疆发生“七五”事件。那时内地的危机管理还没有兴起多久，大家刚开始说风险社会，政府应急应该怎么做，边疆地区更是没有这方面的准备。边疆地区原来是把传统安全放在首位，讲敌情多，讲社情不多。后来我的课题報告提出来，要建立“大安全观”，就是说有的时候敌情和社情是交织在一起的。社情容易被敌情利用，敌情有时候以社情矛盾的形式出现，这是情况特殊。还提出我们的应急形式要建立大安全机制，边疆地区群体性事件往往掺杂了很多种其他复杂因素，因此要建立信息共享、队伍共建、情报共用的机制。
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设置了一个重大招标项目“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当时申报这个题目时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当年答辩完了以后，国家社科基金给这一个题目立了三个重大项目，分成“西藏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及对策”、“新疆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分别给了西藏社科院和新疆社科院。当时国家社科基金提出来新疆和西藏在最前线，对社会实际问题和一线资料掌握更加全面。但是，中国边疆安全既有个性也有共性，于是又立了一个“影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及对策”，让我立足北京，从全国共性的角度进行研究。所以我做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后来有若干项成果要报陆续被中央批了，其中部分观点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通过这些研究，越来越认识到，边疆问题研究的学科是交叉的，民族问题跟边疆问题、宗教问题会交织在一起，既有传统安全方面的问题，也有公共管理学科的问题。后来，做了一系列研究，发表的文章包括《试论民族地区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与可持续发展》（《中国行政管理》2009年第7期）、《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发展及社会功能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民族地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定位与调适》（《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11期）等。一句话，研究目标非常清楚，就是边疆民族地区。这几年中国社会发展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城镇化加快，少数民族流动性增强，城市民族工作成为重点，还写了《东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公共服务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11期），那一年国家民委派我到珠三角做了大量调研，我给民委写了一个报告，回来写的这篇文章。近期《中国行政管理》将发表一篇我的文章——“关于推动各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中的公共服务”。我们说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方向往哪里走？习总书记提出来：一定要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