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与藏区基层政权探析
时间：2021-06-04 16:02:2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藏传佛教与藏区基层政权关系是政教关系在该地区的基本表现。藏传佛教在藏区的特殊地位，对基层政权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均有挑战。应对藏传佛教对藏区基层政权挑战要采取相应举措。
关键词：政教关系；藏传佛教；基层政权
中图分类号：D633/A81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269(2011)02-0045-03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民族和宗教问题已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宗教既是一种世界观，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又是一个社会实体，一种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它既属于人们的思想信仰问题，又是社会政治问题”[1]。在藏区，宗教问题是一个相当敏感、复杂的问题。其中，藏传佛教与藏区基层政权是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在藏区政教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中，藏传佛教对该地区基层政权功能的发挥构成了一定的挑战。为此，需要采取一些积极措施，不断完善藏区基层政权建设，以维护藏区基层政权的稳定。
一、藏传佛教与藏区基层政权关系的演变
藏传佛教与藏区基层政权关系是政教关系在该地区的基本表现。藏传佛教是印度佛教和汉传佛教传入我国藏区后，与藏区固有的苯教及其文化发生交融之后形成的具有藏区特色的佛教。藏传佛教和政权有着千丝万缕联系。从藏传佛教与藏区政权的关系发展历程来看，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
（一）政教合作时期。苯教是西藏固有的宗教，就其早期形态而言，属于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是一个“多神教”而且神灵是分散的。松赞干布作为大奴隶主联合统治中的最高领袖，他的一些决策常常会受到苯教势力的制约和影响。为了实现建立中央集权的愿望，需要“统一神”的宗教代替“多神”苯教。当时吐蕃周围都是盛行佛教的地区，在与唐朝和尼泊尔的交流中，逐渐意识到了佛教对于实现其政治愿望具有一定辅助作用，于是开始主动重视佛教。当时的西藏还处于各自为政的分裂割据状态之中。各个割据势力和政权大都积极扶植佛教，佛教也积极为统治者的政治统治服务。一些新兴地方势力也都和藏传佛教寺院势力结合在一起，这一时期呈现出一种政权和宗教权相互合作的局面。
（二）政教合一时期。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传入西藏初期并没有其经济基础。早在吐蕃赤松德赞时期，王室为僧人提供一些属民作为经济保障。“如赞普赤松德赞赐给寺院民户一百五十户，给每名僧人三户属民，总计赐给桑耶寺和三百零五名僧人的寺属奴户为一千零六十五户。”[2]藏传佛教传入藏区后，并于10世纪起逐步形成藏传佛教各派。但吐蕃王朝崩溃以后，宗教失去了国家政治和经济支持，自身的生存成为了严重问题。各教派为了生存和发展，就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政治力量；而各种政治力量也需要借助宗教上层人士的影响力来加强其统治，一些教派最终掌握政教大权，建立起政教合一制度。政教合一制度的建立，对藏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众多影响。在当时的条件下了，这一制度虽然发挥了很大的积极影响，但也不能否认政教合一制度对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也有很大的消极影响，甚至这种消极影响到现在还依然遗留。
（三）政教分离时期。1959年民主改革以来，藏区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从农奴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佛教突然间脱离了其赖以生存的旧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成为藏传佛教发展的重大转折点，政教合一和全民信教的格局被打破。从此藏传佛教远离了社会政治事务，也很少参与政府的社会管理和组织。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藏区也开始向世界敞开大门，各种外来文化的流入，使藏区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也为藏传佛教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藏传佛教新的变化并不能说明已经彻底地实现了政教分离，由于藏族历史的特殊性和藏传佛教对民众生活根深蒂固的影响，藏传佛教对政治稳定的影响会长期存在。
二、藏传佛教在藏区的特殊地位
藏传佛教在藏族地区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通过对我国宗教问题的认真了解、调查和研究，宗教工作部门、研究人员和宗教界权威人士基本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宗教现象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长期性、复杂性、民族性、群众性、国际性。”[3] 藏传佛教也具有长期性、复杂性、民族性、群众性、国际性等基本特点，使其影响基层政权成为了可能。
（一）传播时间长，影响深远。佛教在我国的传播已经有1900多年的历史。佛教传入我国后，与我国的传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发展成为我国的民族宗教之一，对哲学、艺术等其他文化形态，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大约在7世纪，佛教传入藏区，经过与藏地传统宗教的激烈冲突与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藏传佛教的长期性不仅仅指它以往的长期历史，更是指其在现在和未来都将长期存在。
（二）教派众多，思想复杂。佛教的宗派非常多，从大的传播路线分为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藏传佛教又主要分为宁玛、萨迦、噶当、噶举、格鲁、觉囊等教派。各派在组织、宗旨、教义、教规皆有所不同。藏传佛教教义特征十分明显，大小乘兼学，显密双修，见行并重，而且吸收了西藏固有的宗教——苯教的某些特点。藏传佛教有别于汉地佛教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传承各异、仪轨复杂、像设繁多。另外，藏传佛教的思想内容也极为复杂，而且经历着历史的演化与发展。
（三）信徒众多，虔诚度高。在我国众多民族中，除蒙古、土、裕固、门巴、珞巴、纳西、普米等民族中有一部分人信仰藏传佛教外，藏族几乎全民信仰藏传佛教。在2002年，“各藏区最新统计推算，现在全国藏传佛教共有僧尼约13万多人，活佛1700余人，寺院3550余座”[4]。“宗教活动一定是群众性的社会活动，没有群众参与的宗教就是死亡的宗教。”[5] 在信仰藏传佛教的地区几乎每村都建有寺庙，教徒们按照宗教教义的要求进行宗教活动。近年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每年前往西藏等地朝觐者为数不少。
（四）传播范围广，影响因素多。佛教作为世界性宗教，在世界各地也有传播。在历史上，藏传佛教还传入了锡金、不丹、尼泊尔、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共和国等地。藏传佛教的发展不仅要受到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且也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我国藏族聚居区大都在祖国边疆地区，和许多国家毗邻，这就使得在这些国家发生的民族宗教冲突业会比较容易影响到我国藏区的社会稳定。
三、藏传佛教对基层政权的挑战
基层政权是国家为实现其政治、经济和文化职能，依法在基层行政区域内设立的。在新时期，藏区佛教对基层政权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方面的挑战。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藏区开放程度的日益提高，寺院已成为国内外旅游观光的热点；再加之布施收入的不断提高，使得寺院经济基础日益雄厚，经济功能日益突出。“寺院拥有自己的经济结构，许多寺院从事经商等经济活动，从而把持一方经济命脉。同时，一个教派的形成，一个寺院的建成，都会很快成为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该地区的统治力量，起着主导这一地区经济的作用。”[6] 2008年的统计调查显示，仅“西藏地区藏传佛教寺庙1700多处，住寺僧尼约4.6万人，每60个人就有一个人出家修行”[7]。再加之一些规模较小、地处边远的寺院尚不能实现“自养”，大量的僧侣不事劳作，成为藏区社会的一大经济负担。尤其是藏区经济本来长期发展滞后，财力十分不足，寺院的过多消费和庞大僧侣需要供养，直接会影响到藏区社会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基层政权的经济功能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