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之比较
时间：2021-06-02 08:00:4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通过与资产阶级两党制和多党制的比较，揭露资产阶级政党虚伪的民主性，说明中国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我们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关键词：政治协商；多党合作；两党制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９１Ｘ（２０11）14－０218－02
同资产阶级政党制度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特点和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制度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对资产阶级政党制度的否定与扬弃，这两种政党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
一、两种政党制度是为不同阶级服务的
资产阶级的政党制度是资产阶级通过其政党有组织地单独或联合掌握政权，对社会进行统治，巧妙地维护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利益的形式和手段。只要我们弄清两党制和多党制下各个资产阶级政党都是在维护整个资产阶级利益这一事实，那么资产阶级政党制度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的本质也就昭然若揭了。
各个垄断资本家集团是资产阶级政党的后台老板，金钱是资产阶级政党竞选的后盾。资产阶级政党的候选人为了在选举中树立自己的形象，吸引选民，必须得使用各种宣传工具，如网络、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对自己进行造势包装。在金钱万能的私有制社会中，没有钱是举步维艰甚至寸步难行的。1980年，美国共和党领袖里根同民主党领袖卡特在全国大选中耗资10亿美元之巨。如此庞大的开支，绝非一般的平民或中产阶级可以染指，在他们的背后都有代表不同利益的垄断资本家集团的大力支持。1999年，伊丽莎白·多尔宣布参选共和党总统提名，希望在2000年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一争高低，最初许多人都认为她会成为小布什的强劲对手。不过，预选还没开始，共和党另两位候选人田纳西联邦参议员拉马·亚历山大和老布什的副总统丹·奎尔就因缺乏选举经费退出了选举。不久，多尔也宣布退出竞选。她对媒体说退选的主要原因是她无法筹集到竞选活动所必需的资金。她说：事实上，这是一种两难悖论。没有钱就不能为竞选总部和关键州的分部招兵买马，没有钱就无法与选民沟通，没有钱就无法旅行，旅行的人数也会受到限制。时间一天一天过去，竞选活动也一天一天削弱。无论走到哪里，你都会发现自己回答的问题不仅涉及校园枪支管理，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还会涉及银行储蓄和电台电视的广告。当年共和党最有竞争力的两位参选者是得克萨斯州州长小布什和著名杂志发行人斯蒂夫·福布斯。布什在1999年已经筹款5 600万，而福布斯本身就是亿万富翁，拿自己的钱就可以在全国组织竞选。伊丽莎白·多尔在1999年只筹集到470万美元，根本无法支付巨额的人力和电视广告的费用，所以她的退出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恩格斯对美国的两党制的本质的揭露，现在看起来仍然是很深刻的，“正是在美国，政治家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严厉地构成了国民中一个特殊的和富有的权势的部分。那里两个轮流执政的大党中的每一个政党都是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了一种利润丰厚的生意，拿合众国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而在本党胜利后取得相当的职位作为报酬。”[1]这些大老板们懂得“任何经营效益都抵不上华盛顿的几项规定”。美国一位官员说过：“按照传统，执政党总是把美国许多驻外的大使职位当做政治奖品来酬劳在竞选中最慷慨的捐献者。”[2]尼克松上台后任命的几个大使，对他1968年竞选活动的捐款合计达30万美元以上。据统计，从1953年至1980年的美国历届政府中，其中的四届共和党政府和五届民主党政府，国务院、国防部、财政部的负责人共计23人，其中18人做过大公司的董事、总经理；5人做过华盛顿、纽约的大律师；3人做过垄断资本家基金会主席；2人做过垄断资本家智囊团的高级研究人员。由此可见，资产阶级政党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
也许有人会说，曾有一些平民政治家当选美国的总统——最高权力的主宰，借以否定以上的事实。不错，我们所熟悉的几位美国总统林肯、杜鲁门、艾森豪威尔等都出身寒门，但这并不能说明资产阶级政党就代表了平民的利益，美国的政权也没有因此而成了平民的政权。因为当这些所谓的平民政治家竞选总统时已经不再是平民，而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了，他们所执行的政策也完完全全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政策。应该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比照封建社会的确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封建社会是身份社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可以世袭爵位。资本主义社会是维护资产阶级、维护资本的社会。即使有些人当初出身贫寒，可一旦跻身资产阶级的行列后，就有了剥削他人的权力；另一方面，有些人尽管出身豪门，当其家境败落后也不得不受雇于他人，而成为被剥削阶级中的一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与资产阶级的政党制度不同，它是维护全体人民利益的。作为这一制度领导核心的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的，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它代表了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比其他政党更了解社会历史前进的方向和规律，是坚决并始终推动社会前进的原动力。资产阶级政党是资产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而共产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做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3]其他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共同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党，是参政党，而绝非在野党。
总之，资产阶级政党制度下的各个政党同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下的各个政党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
二、两种政党制度中各政党之间的关系有着根本的区别
资产阶级的两党制和多党制是“资产阶级的互相倾轧的状态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4]在两党制和多党制下，各个资产阶级政党只有在竞选中获胜才能成为执政党。在竞选中失败的政党只能处于在野党的地位。为了在竞选中获胜，摆脱在野党地位，各个政党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相互攻击，使其很大一部分力量在相互牵制和争斗中消失殆尽。
英国议会中两党斗争的历史可谓久远，英国最初的两个资产阶级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就是在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中产生的，这两个党的斗争派使不列颠岛分裂约达二百年之久。他们不为自己命名，而是给对方贴上标签。性情乖戾、固执己见、善于空谈和贪财如命的苏格兰长老派被称为“辉格党”，抢劫领地和富宅的爱尔兰天主教土匪被称为“托利党”。就诬蔑诽谤而言，双方真是半斤八两。“托利党人是一些有着英格兰人的面孔、法国人的心肠和爱尔兰人的是非观念的魔鬼，他们长着宽额头、大嘴巴和肥胖的臀部，可是没有头脑。他们是一群野猪，要把当时的政体连根拔掉……他们采取愚昧的破坏政策，会立刻摧毁我们的两根自由支柱——国会和陪审团，把国会变成有名无实的巴黎议会，把陪审团变成法官的传声筒。” [5]另一方面，辉格党人“老是空谈新的启示和预言，宗教方面的收获、内在的活跃精神、宗教的传播和精确的概念……他们带着鼻音发表激昂的讲话，不过并不能使这些内容更有说服力……这些小喇叭会说话，他们的唯一词汇是‘推翻’，‘推翻’。他们的祈祷是一派胡言，是合法化的狂吠，是叹息、哭泣、哮喘和呻吟。他们为国王祈祷，但比正直的人们承认《神圣盟约》时有更多的保留。” [6]我们从这两个最早政党的名称就可以对斗争的激烈程度略见一斑了。辉格党和托利党都是因为对方的攻击而得名，分别是“强盗”和“歹徒”之意。
美国两党制下的民主党、共和党之间的斗争与英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手段上也是技高一筹。从下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对此略知一二。共和党人尼克松有一次为竞选在静止的列车上发表演说，突然列车徐徐开动，把尼克松弄得狼狈不堪、尴尬万分，不得不结束其讲演。原来这是民主党的整蛊专家搞的鬼，他化装成火车司机开动了火车，达到了破坏共和党人演讲的目的。共和党人也不甘示弱，以牙还牙，在民主党人的记者招待会上，偷偷放进一只小老鼠，尾巴上系着一个带子，上面写着“马斯基是个下流的工贼”，其结果可想而知。另外，为我们熟悉的“水门事件”、“伊朗门事件”、“克林顿绯闻案”等，如此种种都出自具有“民主典范”之美誉的美国。
我们的国家也是多党，但是中国的其他政党是在承认共产党领导的这个前提下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国共产党同其他民主党派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友党。它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本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十六字方针，广开言路，以诚相见。各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政策决定提出批评和建议，中国共产党则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同民主党派的联系，并与其一道组织政权。这样，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避免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两败俱伤的局面。
通过与资产阶级政党制度的比较，不难看出，作为我国特定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产物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它的特点和优点。盲目自大、拒绝吸收其他政党制度的长处，对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有害的；同样，妄自菲薄、看不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优点，对于坚持和发展这一政党制度也是不利的。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恩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5.
[2] 鲍尔斯.鲍尔斯回忆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3] 十一大上的政治报告[EB\OL].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3/65449/4526439.html.
[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1.
[5][6] David Ogg. England in the reign of Charles II[M]. Clarendon Press in Oxford，1955： 609－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