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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调味品”到“被认可”再到“大有可为”

    时间:2021-06-02 08:00:3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http://img1.qikan.com.cn/qkimages/rmlt/rmlt201501/rmlt20150132-1-l.jpg
      1985年,我从北大国际政治系研究生毕业,一开始打算去中联部。恰在此时,中央党校几个老师来北大物色人选。由于我工作还没有正式落定,系里管分配的老师就让我去接待一下。结果,这一无心之举却成了人生的一大转折。党校老师说,我们是研究党建的,我们觉得党建不能只研究自己。现在已经改革开放了,面对那么多的共产党,我们也要看看别人是怎么活动的。我当时一下就被打动了,觉得对做学问来说,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角度。而且,我想不仅是共产党,其他政党也需要研究。政党作为一种普遍现象,在国家机器运行中起那么大的作用,到底有没有规律性?如果有,能否抽象出來进行探究?于是打定主意,义无反顾地来了党校。
      从那时到现在,正好30年。一路走来,自认还是做了一些事情,引用别人的说法,就是“至少开辟了一个领域”,政党比较学科就是我一手建立起来的。更重要的是,我把传统的对政党的研究提升到规律的层面来认识,把它变成了一门真正的科学。过去,尽管我们说党建是科学,但一说党建就把它放在党史里头;而且一说党史,那就是中共党史,所以,研究的都是中共一个党的东西。假如研究的范畴和内容都只局限在一个党里,那充其量只能是一种经验,而无法提升到规律的高度。因为既是规律,就具有普遍适用性,大家都可遵守。当然,至于研究的落脚点还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建设的问题,这体现的是一种应用性。
      今天,党建研究的这种应用性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特别是大多数作为党校学员的领导干部们的认可,一个主要原因恐怕在于我们给予了他们一个相对明确的、到目前为止还是立得住的理论分析的框架。官员们在实践中会遇到很多问题,需要分析和解答。但如果你在课堂上只是就问题谈问题,就经验谈经验,他们肯定会觉得可笑,因为他们的实践经验肯定比我们丰富。但是,如果我们从理论的层面进行提炼,探寻政党共同的活动规律,通过提供别人解决问题的经验和方法而给予领导干部以启迪、思考甚至行动的动力的话,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从这一角度讲,这些年党建学科地位在不断上升是有其一定道理的。这不是靠个人,主要是靠大家,靠党的整个教育系统,尤其是党校的教育系统实现的。
      但是,必须承认,在党建研究伊始,很多人对这套研究方法并不买账。有的人不太理解,觉得这个好像不是在研究党建;有些人觉得反正我们过去党建老讲必须怎样、一定怎样,大家似乎也听不进去了,介绍下国外的情况也未尝不可。他们把这套理论定位于一种调剂,而不是一种研究方法的变革。
      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1985年苏共改革才出现转机。当时,苏共的改革一开始势头还挺好,我们专门去跟踪研究。结果到了90年代,苏共竟在一夜之间垮掉了。这个带来的震撼太大了,让人猝不及防,觉得是不是被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了?但转念一想,过去如此辉煌的一个大党一夕垮台,将主要原因归为外部因素似乎很难让人信服。就像风吹一下,房子就垮了,只能说明房子太不坚固,而不能只责怪风太大一样,归根究底,还得从自身找原因。这里面就有很多规律性的东西,值得思考和借鉴。
      从那时起,我开始设立一门课程,专门研究其他共产党、其他政党的执政经验和教训。其中就开始出现分类:一类是苏共;一类是东欧的共产党;一类是社会民主党;一类是传统的英美政党。然后对政党体制进行分类研究,如一党制、多党制等,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是我的第三本著作,也是一个国家课题,主要是对苏共的失败情况进行阐述。从那时开始,实际上就已经把党建提升到规律的层面来认识。
      既要认识,就需要角度,就需要一个理论的框架和范畴,最基本的框架还是政治学提供的。一个国家有人民,有公共权力机构,人民和公共权力机构组成一对关系,研究这个关系就是政治。政治要运行,两者之间就要互动。关于如何互动,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最为人们接受的是民主政治说,认为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又用于人民。这与封建时代权力的单向性迥然不同。互动就产生问题,即两者怎么才能互动起来?最终发现,需要有人来组织,这个组织和国家权力组织又不是一回事。于是,政党就自然地出现了。它的存在就是为了在人民和公共权力机关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就是为了掌握公共权力、控制国家政权。那么,政党作为一种客观现象,怎么把两者连接起来?它自身有何功能?有何规律?有何运行的边界?与国家、社会有何关系?所有这些都成为研究的对象,内容特别丰富。有了这些内容的储备,在2002年后,我写了《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政党现代化论》等几本著作,等于是把整个研究体系建立起来了。最后,把这些成果集结起来,变成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研究范畴,标志就是《政党论》的出版。
      今后,党建研究会遇到越来越多敏感的问题,要特别谨慎的把握好度。但总体而言,这种研究大有可为,尤其在中国,更是如此。因为我们非常清楚,我们绝不能搞西方式的多党民主,而只能依靠现有的格局解决问题。中国现有的格局是: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其他都是参政党。在这种情势下,如何把民主的基本要素放进去?那就得在党内体现出来。即必须把民主的基本要素、基本规则在党和以党为主体的框架范围内消化掉。
      按照这一逻辑,党建就是研究怎么发展党内民主、增强党的活力,怎么把党推到有能力领导整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位置。这样一个党自身到底该怎么建设,显得格外重要。
      第一,它需要理念上的转变。我们现在有很多理念还是过去的,有很多革命党的思维、计划经济的思维在里面,已与现实相脱节。第二,理论必须转变。过去围绕这样一套理念,形成了一整套的说教和理论,在当时情况下有合理性。现在,国家发展了,理论也应该与时俱进。第三,体制也要转变。体制是按照理论来进行布局的。到今天,理论的不少内容已经过时,格局若还这样维持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但旧的权力格局往往沉淀出来一套既得利益,要触动这个权力格局,确实很难。
      可见,理念、理论、体制层层阻挡着我们,不去研究就没有办法前进。必须把这个东西研究透了,看到问题的实质,才好总体上设计,推进改革往前走。所以,党建还是很有可研究性的,而且是越往后,改革越深入,越有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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