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关系好转与台湾问题

　　 当全世界关注伊拉克和北朝鲜危机之际，美中关系经历了富有戏剧性的转变。布什总统上台伊始的强硬言辞和两国之间的紧张交锋风头已过，而合作迹象愈加明显。两国元首在短短１８个月期间会晤三次，最近一次是在布什总统的德州克老福德农场家中会面的，这可谓史无前例。据报道，两国元首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两国政府各下属部门在诸多事务的处理上竞相效仿之，中美友好愈加凸现。同样显著的是，双方同意淡化或搁置最有可能引起争端的分歧，尤其是在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求同存异。
　　 在美国方面，布什政府２００２年９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更加巩固了中美关系的根本性好转。这一重要政策文件确定全球恐怖主义——而非中国的崛起——是美国首要的战略威胁，明确宣布华盛顿需要与中国及其他大国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确保全球秩序。从中国方面看，北京在反恐斗争中向华盛顿提供了重要的协助。自２００２年秋，中国进一步实施对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或军民两用设备的出口管制，国内相关正式机制显著加强。由于双方的共同努力，两国进一步合作的承诺均有所增强，北京和华盛顿的强硬派保持着安静，至少目前如此。
　　 内部人士认为，中美新合作关系的深度和广度至少是１９８９年６月天安门事件以来前所未有的，而诸多外部观察家大多忽略了这一点。其他人则误解了这种转变的根源，将之主要归因于布什政府更强硬的对华政策，认为这种政策迫使北京放弃了对抗并采取更为温和的立场。其他观察家认为，北京的回应源自更为深刻、长期的因素，表明北京开始接受美国主导的既有国际秩序规范。的确，两国关系好转是以上诸因素及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其主要原因在于“９·１１事件”造就的崭新国际环境。
　　 同时，当前中美关系的改善并非来自于两国根本战略利益的趋同。诸多因素可能导致中美关系中长期乃至短期内脱离友好轨道。台湾问题尤其是主要的潜在冲突之源。而且，尽管布什政府强烈期望避免在台湾问题上出现危机，但其加强与台北关系的方式有可能增加而非减少此类冲突的机会。为避免这种情景的出现，美国政府必须对其北京和台北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以建立信任和更为有效的威慑与保证双管齐下的政策。
　　
　　 美国政策的重大转变:布什定调切尼和
　　
　　 导致当前中美关系改善最重要的变化源自美国。“９·１１事件”之前，布什政府在如何处理对华关系上存在大量分歧。副总统迪克·切尼、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及其强硬派下属都赞成通过美国的绝对主导地位来维护全球稳定，他们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必须是积极约束北京的行为，即使不采取遏制政策。他们主张实施一种多面政策，将扩大驻扎和进入亚洲的军事部署、增强对台湾的政治和军事援助、加强同民主盟友的政治关系以及总体而言将中国视为新兴战略对手相结合。任何同中国接触的努力必须服从于这些更为宏大的政策目标。
　　 相对而言，国务卿科林·鲍威尔领导的国务院赞同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的部分策略（尤其是阻遏中国潜在咄咄逼人的长远需要），但相信华盛顿有必要缓和２００１年４月ＥＰ－３侦察机严重事件所导致的两国不信任和敌对。这一观点认为，美中之间巨大的经济和技术往来日益频繁，北京对亚洲、区域性和全球性国际组织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依旧扑朔迷离，这些都要求，在处理两国面临的越来越多的共同难题时，必须加强双边稳定与合作。
　　 这两种对华策略在布什政府中并存数月，导致其对华政策的公开陈述不时前后矛盾、漂泊不定。然而，“９·１１事件”发生之后，华盛顿需要立即与诸大国合作，遂将中国崛起为势均力敌的竞争者等长期忧虑搁置一旁。因之，国务院－鲍威尔加强对华关系的策略越来越成为主流，最终赢得了布什总统乃至切尼副总统的支持。尽管华盛顿继续加强其在亚洲的军事存在，以阻遏中国最终崛起为竞争对手、支持打击当地的小型恐怖主义活动、应对台湾和朝鲜半岛的潜在危机，但布什和切尼更直接介入对华关系确保了鲍威尔的观点成为美国国策。
　　 与此同时，台湾的失策导致美台关系降温，从而与美国对华政策的积极变化形成鲜明对比。布什政府的某些高级官员对台北榨取华盛顿政治支持的无休无止越来越恼火；而且，台湾官员公开谈及美台秘密往来的轻率举动、台湾“总统”陈水扁及其少数政府高官关于两岸关系的挑衅性言论也引起了华盛顿某些人士的反感。
　　 台湾领导人显然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对其军事建制进行结构性调整，购买已被美国批准的武器系统，建立联合性而非陆军主导的军队结构。对此，五角大楼高级官员深感不满（美国武器制造商要求台北购买任何华盛顿批准可以购买的武器，他们制造的压力扩大了这种挫折感。）。总之，美国官员担心陈水扁政府只关心短期的战术性政治优势——包括美国更大的支持，从而削弱了它制定和实施连贯的对内对外长期战略的能力。
　　
　　 中国的反应:抓住敞开大门的机遇
　　
　　 中国决定大幅度降低与华盛顿的摩擦、在反恐战争和不扩散等其他重要领域与美国合作极大地促进了华盛顿立场的转变。“９·１１事件”之前，中国的政策已经发生变化，但该悲剧极大地促进了这种转变。诸多因素——包括战术因素和战略考虑促动了中国政策的改变。
　　 首先且最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很快意识到，“９·１１事件”促成的美国战略根本性调整给中国带来至少中短期的重大优势和机遇。“９·１１事件”压制或至少平息了美国对中国崛起之战略挑战的忧虑，而且提供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新基础——共同打击恐怖主义。鉴于此，中国处于有利的地位，可以微乎其微的代价向华盛顿提供重大帮助。北京在联合国给予政治和外交支持、提供恐怖活动的重要情报和其他信息赢得了华盛顿的好感。而且，美国与伊拉克陷入长久恶性冲突的可能，尤其该冲突将导致美国及其盟友的严重分歧，这将赋予北京潜在的杠杆。简言之，北京领导人早就意识到，“９·１１事件”将为中国提供重要的“喘息空间”，并增强与中国友好关系对美国的重要性。
　　 其次，中国领导人现在相信，长远观之，大陆与台湾——这是华盛顿与北京之间最不稳定的问题——之间的诸多政治、经济乃至军事趋势将有利于北京。这并不是说，北京相信台湾问题可以和平解决，而是他们认定自己最终将获得基本按照自己的方案解决台湾问题的必要优势，不管是否武力解决。北京意识到，为使这些趋势发生所期望的效果，必须首先大幅度缓和与华盛顿的紧张关系。这将有助于北京孤立陈水扁政府，增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台湾海峡两岸的牵引力，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台湾和美国的军事胁迫能力，这正是北京孜孜以求的。此外，由于以上所提到的台北军事难题，北京相信自己对台湾的胁迫能力更加有效。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相信布什政府显然决心阻止台北要求更大的独立，至少短期内如此，因而中国能够避免在台湾问题上与华盛顿发生冲突。北京意识到，华盛顿不希望台北采取任何行动激怒北京对台湾岛施加压力，招致美国作出反应，从而在反恐战争之际制造潜在的中美危机。华盛顿对２００２年８月３日陈水扁引起争议的讲话——其中谈到有必要准备就台湾地位进行全民公决，将两岸关系称为国与国关系——反应异常冷淡，充分表明了华盛顿的优先考虑之所在。
　　 第三，与以上因素密切相关的是，北京的政策转变还源自如下考虑，它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经济吸引力，其国内的总体稳定越来越依赖于中美之间日益加深的贸易、投资和技术联系。在过去二三年间，美国在诸多方面成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最为关键的引擎。中美敌对关系将损耗两国之间的经济纽带，削弱中国经济，从而大幅度降低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牵引力。这也会削弱民众对中国政府的支持。
　　 第四，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与过去相比，中国更需要宁静的外部环境以集中精力应对国内日益增长的一系列挑战，包括领导人换代、腐败、社会动乱、银行业危机、环境恶化、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进行必要的经济改革、成功举办２００８年奥运会等。稳定的中美关系将使得中国处理这些国内问题更为容易。
　　 第五，中国领导人现在意识到，在台湾或美国的“霸权行径”问题上与华盛顿 牾不断并无好处。相反，冲突将会招致布什政府强硬的报复性反应。广义言之，中国的更加合作在某些方面反映出，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战略家以及不扩散、贸易、能源、环境、法治乃至人权等关键领域的专家接受了中国进一步融入和遵守各领域国际规范的益处。现在，国际现状对中国的利害关系更大。它已经并继续调整其国内法律、媒体、科技和文化以适应全球体系。因此，与美国的长期冲突将给北京带来巨大破坏。
　　 第六，随着对亚洲和全球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国际社会不安全感在减弱。在与其他国家交往中——不管是在双边关系、多边关系的基础上还是通过国际机制，中国领导人越来越自信，他们感到自己拥有更为稳定的新杠杆来应对美国的潜在压力。这在中国与南韩和诸多东盟国家的关系中更为明显。鉴于此，中国不再像过去那样在众多问题上与美国公开对抗。
　　 最后，“９·１１事件”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定加强与美国的关系，从而大大削弱了北京建立密切的中俄伙伴关系的努力。反美曾为这种新生伙伴关系注入动力。北京因此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单枪匹马对抗美国单边主义，或者采取更加合作的立场。
　　
　　 愈演愈烈的台湾问题
　　
　　 当前中美关系的显著改善既有深度也有望持久。但是，促使这一转变的基础因素并不等于战略利益的根本趋同。华盛顿与北京在诸多关键性安全问题——从中国在亚洲的未来战略态势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亚洲贸易和投资体系的结构、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角色等诸多方面——的观点依然相去甚远。
　　 中国领导人对“９·１１”之后美国在中亚和南亚——包括中国的长期战略伙伴巴基斯坦——的政治和军事存在所带来的潜在长期威胁深感忧虑。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加强与台湾的纽带也引起了中国的严重关注。而且，许多中国人认为，美国越来越有意愿对它视为潜在威胁的国家（如伊拉克）采取先发制人的单边军事行动，他们对此非常关注。美国继续阻遏在长远内出现一个更加强大和自信、反对美国在亚洲的现有存在的中国。华盛顿继续为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对抗的可能做准备。而且，尽管两国首都的强硬派目前默不作声，他们仍然非常怀疑对方的动机和行为，支持牵制或削弱对方实力或影响力的政策。
　　 因此，尽管美中两国强烈期望合作，诸多因素仍有可能导致两国关系紧张乃至对抗。例如，随着反恐战争的进行，北京可能最终会反对美国在某些地区采取的行动，从而导致两国的冲突。例如，美国占领伊拉克或两国在如何处理朝鲜危机上的不同有可能导致紧张局势。此外，由于中国试图扩大在亚洲的经济影响力以及（或者）适应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双边贸易和投资摩擦有可能增加。当然，在诸多因素中，台湾问题最为危险，至少中期（如未来５－７年间）而言如此，尽管北京对海峡两岸的当前趋势更为乐观。这源于三个基本的事实，且三者基本上均未受到中美关系改善的影响：台湾岛内政治和社会形势极其不稳定；北京军事力量的稳步上升；美台安全关系的迅速深化。这三个因素相互关联，加速了台湾海峡两岸的现有军备竞赛，迫使台湾政府寻求美国的更大支持，并鼓励台北继续努力在台湾民众中营造独立的民族认同。
　　 ２０００年３月陈水扁以微弱优势上台执政以来，该弱政府与两大反对党——前执政党国民党和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亲民党——展开了零和冲突，而两大反对党——共同占据了台湾议会的大多数席位——提倡在两岸关系上采取缓和策略，包括接受模糊定义的一个中国概念。在能源项目、经济改革等一系列岛内政治问题上，它们与政府意见相左。这场政治斗争无休无止，而陈水扁政府未能在经济领域和两岸政策上组建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导致台北政府实质上陷于瘫痪。更重要的是，它迫使陈水扁依赖其民进党（ＤＰＰ）内支持台独的筹款者和政治活动家、前“总统”李登辉及其政党台湾团结联盟（ＴＳＵ）的关键性政治支持。与反对党不同，这两个团体中的许多人完全反对将一个中国的概念引入台湾政治话语中，他们主张台湾彻底的“去中国化”，希望与华盛顿实现外交关系的所谓“突破”，以实质性地重建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的美台政治军事联盟。据报道，他们还期望在２００８年之前实现后一个目标，其原因是支持台湾的布什政府依旧执政（假设布什连任总统），中国强烈希望避免任何不利于筹办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的冲突，李登辉（现年７９岁）仍然活跃在政坛上并对陈水扁政府拥有影响力。
　　 鉴于以上政治现实，陈水扁加紧建立新的台湾政治中心以基本排除未来台海两岸主权统一的努力——这种努力始于李登辉时代后期——就不足为奇了。陈水扁没有也不大可能断然宣布独立。实际上，他已经表示除非北京攻击台湾，他不会宣布独立。但是，他仍然保持着与台独运动的联系，并任命一贯鼓吹独立的人士担任其顾问。最近，他频频讨好台独势力，８月初的讲话可为明证。
　　 在海外，台湾政府要求美国对其安全援助提供支持，对其获得进攻性武器表示同情，要求美国做出象征性举动，向中国以及岛内民众显示华盛顿的支持是坚定而持久的。台北之所以采取这些战术，是因为它相信布什政府比前任美国政府更为同情台湾的热望。而且，台北认为两岸军事平衡正在向大陆倾斜，需要美国对台湾的更大支持来抗衡。
　　 与此相矛盾的是随着两岸经济和文化联系的迅速扩大，陈水扁政府在是否支持扩大与大陆的直接交往上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些联系受到台湾商界精英的强有力支持，为振兴陷入困境的经济和启动刻不容缓的岛内经济改革提供了最佳途径。许多观察家认为，陈水扁依赖民进党激进分子和李登辉台湾团结联盟意味着，这些压力所导致的与大陆交往的加强（如人们期待已久的三通谈判）几乎必然为更加努力地寻求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更加坚定地倡导台湾自己的民族身份所平衡。
　　 布什政府希望避免台海两岸的不稳定，但其加强台湾自我防御能力的策略却可能导致两岸关系的动荡。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不太情愿遵从白宫鼓励与中国军方加大接触的努力，却深刻领会了布什政府当初加强台湾自身防御能力的承诺。在拉姆斯菲尔德的支持下，美国与台湾的安全交往迅速增加，从严格限定的少数交往场合发展到直接的军方联系。这些协作包括详细研究台湾的防御需求，美台防务官员、军官和战略家频频公开对话，帮助台湾调整其防务结构和决策进程，建立指挥、控制、通讯和战略侦察等敏感领域的美台军事系统数据库之间的直接关联等。
　　 五角大楼采取这些行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北京正在加紧提高其胁迫台湾的能力，五角大楼有必要对此警惕十分，对错综复杂的美中台安全形势作“最坏的打算”。但是，假若两岸持续对话不恢复、华盛顿与北京不就美台交往进行谈判达成新的谅解，布什政府看起来无限度加深美台防务关系的做法最终将使得当前中美缓和脱离轨道。尤其是，美国政策将加剧台海两岸的军备竞赛，导致两岸冲突不可避免的预期。
　　 它还有可能进一步降低台湾与大陆谈判的意愿。与华盛顿和台北某些官员的看法相反，如果美国不向北京提供限制台北长远行为的可靠保证，鉴于当前台湾的政治局势，一个更为强大的台湾不一定带来稳定，更不一定促进两岸的对话。反之，它有可能加强台湾寻求更大美国支持的决心，并拒绝与北京达成某种和解。而且，有人认为，作为当前双边防务趋势符合逻辑的发展结果，美台军队必将密切合作，这将促使北京相信华盛顿赞成恢复以前的美台军事同盟，而这是台独分子孜孜以求的。这最终将促使北京先发制人，采取军事行动阻止这种发展前景。
　　 假若北京对当前台海经济和政治趋势的乐观态度发生逆转，出现上述结果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如果中国发生经济衰退和政治不稳定，如果台湾的所有主流政治精英拒绝考虑一个中国的理念，如果美国支持更密切的美台政治关系，都有可能导致北京态度的逆转。有的美国国会议员支持更为密切的美台关系，或对台湾独立表示同情，但却无视美中关系因此受到的负面影响，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游戏。不论施加压力或威胁恫吓，中国领导人都不可能接受一个永久独立的台湾。因为他们相信，中国政府的稳定有赖于他们不惜一切手段抵御“国家分裂”的能力，他们宁可与美国兵戎相见甚至战败，也不会接受这样的结果。
　　 对中国领导人而言，实现大陆与台湾的政治统一将洗刷帝国主义时代外国入侵遗留的最后印记——日本帝国主义强行从中国割占台湾，这将是中国政府重整雄风、恢复其声誉的重要标志。永远“失去”台湾将被视为民族耻辱，被视为中国政府软弱无能、缺少合法性的表现。这是任何中国政权所不能接受的结果。
　　
　　 政策建议
　　
　　 对美国而言，与中国建立更为合作的关系不仅赢得中国对反恐战争的协助，还将带来巨大的政治收益。它将极大地促进对日益严峻的朝鲜、中东和南亚局势的控制，并有助于减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相关技术的扩散。最终，它将消除相互怀疑与敌对，为建立更为和谐的双边关系奠定基础。但是，深化中美关系的关键在于建立相互信任与合作的基础，而“９·１１事件”为此提供了契机。这需要美国更好地协调其台湾政策与更具战略性的美中关系。
　　 布什政府与国会必须意识到，尽管中美关系有所改善，但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冲突的危险依然存在。为避免这种冲突的爆发，必须对北京和台湾都实行威慑与更可靠保证的双管齐下政策。在认识到有必要保持对北京强有力威慑的同时，美国政府必须更加关注台湾作出挑衅行为的根源。布什政府与国会必须设法约束台湾的行为（同时向北京提供保证），把某些美国官员非正式的表述确立为政策，即美国将坚决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美国最高当局应该重申，虽然美国致力于保护台湾免受大陆的武力攻击，它在战略上无意让台湾与大陆永久分裂，美国支持一个稳定、繁荣和安全的中国。
　　 在以上保证的基础上，华盛顿应该向北京强调，中国将从增加对台湾的经济吸引力和政治吸引力中获益巨大。美国政府——包括国会——应准备支持中国的这种努力，并更加直接地帮助中国加强法治、开展更有意义的政治改革。但是，华盛顿也应该鼓励北京对台湾参加国际组织采取更为灵活的立场。最近北京的领导人有所更换，一旦新的领导人巩固了地位，他们也许会抓住机遇、采取主动。
　　 最后，作为所有以上行动的前提条件，华盛顿应当设法降低台湾对大陆根深蒂固的不信任，约束美台防务关系，以鼓励中国减少在台湾对岸的军事设施。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方法是同北京就共同削减军备进行认真对话并听取台北的意见。前不久，江泽民表示，北京准备进行这样的对话，提议中国将针对台湾的短程移动式导弹后撤，换取美国削减对台军售。这一提议看起来难以接受，因为移动式导弹只是大陆对台湾可能的威胁之一，且很容易重新部署；而美国军售是台湾最重要的军事来源，需要长期规划和付诸实施。但是，这一提议第一次表明了北京愿意通过对话来扭转台海关系军事化的趋势。布什政府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潜在机遇。
　　 “９·１１”悲剧为中美关系重大或许持久的改善奠定了基础。布什政府应该抓住机遇，有意愿付出巨大的精力和资源达成国内共识，采取新的举措稳定变幻莫测的台湾局势，巩固相互信任的基础，在对所有美国人都至关重要的领域发挥影响力，争取积极的结果。
　　（作者单位：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门洪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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