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地区治理研究述评
时间：2021-06-01 00:00:4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学术界关于藏区治理的研究不断深入，成果颇丰。总的说来，学者们从多元视角出发，运用多维学科方法进行研究，将主要焦点集中于对藏族地区的社会与文化的研究。对康藏地区治理的研究，学者们则侧重于从史学角度解读历代王朝或中央政府的治理政策，即羁縻统治与土司制度等相关制度的建构与实施。对康藏地区社会治理的研究内容相对较多，主要集中社会治理方式、宗教管理、社会矛盾的产生与解决以及社会治理经验等四个方面。未来，学界应更多地关注川滇甘青藏区及其治理研究，并从学理角度对其进行分析。
关键词：藏族地区；康藏治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D63；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7）10-0030-08
習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必稳藏”将藏区治理提升到了国家层面，彰显了藏区治理的重要性。甘孜藏区史称为“康”、“康区”、“康藏”① 等。康藏地区“自唐朝始，便引起了中原王朝的高度关注，并积极在此沿边设防经营”②。清朝时期，“稳藏必先安康”一说被提出③，凸显了康藏地区治理的重要性。作为藏区的一部分，康藏地区治理应被给予高度重视。基于此，本文试图建构一种“从康藏治理来看藏区治理”的思路，回顾康藏地区研究的总体状况，分析历史上的羁縻统治和土司制度的研究，剖析藏区社会治理的相关研究，以期为康藏治理，乃至藏区治理提供经验借鉴。
一、康藏地区研究的总体状况
与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相关联，早在汉武帝时，中央政府便派使者如司马相如、司马迁等调查与研究康区东部。隋、唐时，“党项”、“东女”等康区部落就被收入史记典藏。自清代康区成为连接西藏与内地的“桥梁”后，许多关于康区的地理、物产、交通、人文的调查研究以及著作便大量涌现。④ 但由于藏语汉语民族语言间的差异，大部分研究或著作显得不完整或停留于表面。20世纪30、40年代，由于内忧外患，中国学术界掀起“康巴热”，许多著名学者⑤开拓性地运用现代地理学、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的方法对康巴社会历史文化进行了研究。⑥ 此后，以李安宅教授为首的“华西边疆研究所”、任乃强教授为首的“康藏研究社”、太虚法师为首的“汉藏教理研究院”等康藏研究机构相继在四川成立，这些机构撰写、编辑、出版专刊，发表研究论文，翻译了部分康区藏族学者的著作。⑦
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60年代，中央政府也对西康地区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调查，先后出版了《西康省藏族社会历史调查》、《四川省藏族社会历史调查》等调查丛书，以及关于康区寺庙、土司历史沿革进程的调研报告。20世纪80年代，四川社会科学院联合西藏社会科学院，共同编撰、出版了有关近代康藏重大事件的报告——《康藏近代重大事件史料选编》，同时整理出版了“康藏丛书”⑧；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也出版了《雅砻江上下游考察报告》；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整理清末川滇边务档案的历史记载《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成册并出版；吴丰培先生编辑出版了《赵尔丰川边奏牍》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与昌都地区合作，攥写并出版了《西藏昌都》和《西藏昌都近代社会研究》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与甘孜州政府、阿坝州政府等联合出版了《康巴文化丛书》等。
上述主要是民族学研究领域。近些年来大量出现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范畴的研究。如费孝通先生发起，李绍明⑩、李星星、石硕、王铭铭等关于藏彝走廊民族起源、历史文化的相关研究。格勒作为出生于甘孜的著名藏学研究专家，对甘孜藏区著述众多。此外，学者们对康藏地区的社会文化有诸多研究，笔者担心挂一漏万，就不再呈现。
18世纪，一些外国传教士和探险家到康区调查，开始了国外对康藏的研究。20世纪以来，随着国外对康巴研究兴趣大增，许多著名学者，如洛克希尔、石泰安、大卫妮尔、洛克等到康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他们收集了不少珍稀的藏文文献，也出版了《汉藏边境的古部落》、《岭格萨尔王的超人生活》等书籍，在国际藏学界引起较大反响。不过由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外国人难以进入康区等因素，近半个世纪国外对康藏的研究远远不及对卫藏的研究。但有学者却指出，康藏研究已经在近年来开始成为国际藏学研究的新热点。 国外研究者对包括甘孜藏区在内的“内陆边疆”关注较多，出现一些很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如拉铁摩尔“内陆边疆框架”。
上述简要陈述了康藏地区研究状况，就整个国家研究的发展来看，更多学者将研究的“目光”聚焦于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相对发达的地区，藏区的研究相对薄弱。在藏区的研究中，卫藏地带获得的关注更多，而康藏地区的研究相对缺乏。有学者认为，“在李安宅与于式玉之后，我们对青甘康蒙区域的关注是远远不够的。” 在为数不多的康藏治理研究中，大多数焦点关注于对藏族地区治理历史沿革的探究，其中包含秦汉以降历代王朝对藏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统治政策梳理。由此，需要回溯历史上国家治理康藏地区的相关研究。
二、历史上的羁縻统治与土司制度的研究
梳理藏族地区统治的历史沿革，可以发现，自秦汉以降，中央王朝对藏族地区一直沿袭羁縻式统治。 学术界主要从政策视角出发，梳理了秦汉以降历代王朝对藏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羁縻政策，如《四川省甘孜州藏族社会历史调查》集中记录了各朝代中央王朝对甘孜州的羁縻统治。羁縻统治政策的来源正如贾霄锋、张艳丽所指出：虽说中央王朝将一批实力较强且控制偏远地区的土司视作为安边守疆的重要力量，但这些土司往往对抗中央王朝，他们和中央政府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基本处于一种“冲击与回应”的政治博弈状态。这种“冲击与回应”状态，使得对藏政策变成了学者们的关注焦点。 白珍指出，唐朝时期，中央王朝确立了对全国范围内的统治，对四川藏区的统治也有了空前的进步，除在康巴地区设置由朝廷命官管理的正式州、县的管理体制之外，还建立羁縻州制度，委派当地少数民族首领辅助管理。唐王朝将甘孜州一带纳入羁縻州的建置，在今雅安设置雅州都督府，在今汉源设置黎州都督府。 康苗苗探讨明朝对川西藏族实施羁縻式统治时指出，在区域内设置卫所和士官，藩王在特殊时刻也可发挥一定作用。此外明朝廷还实行了一种不同于内地的特殊制度——僧官制度以适应藏区信仰佛教的情况。僧录司是中央的官职，管理的是所有的僧人。僧纲、道济乃地方僧官，隶属于僧录司，管理地方僧人。在《四川省甘孜州藏族社会历史调查》的记录中，清朝时中央政权仍对土司头人采取羁縻政策，以维持其统治，但清康熙后，清王朝通过正式册封“达赖喇嘛”，从制度上确立了西藏政教合一的体制。清王朝以“礼制”而非以直接的行政管辖的方式治理藏区，不仅维系着王朝中央与西藏的政治隶属关系，同时还关涉到蒙古部落的政治忠诚。清代设立“理藩院”，专门负责管理包括蒙古部落、西藏和回部在内的“藩部”事务。理藩院还负责登记与注册所有“藩部”的地方领袖，如蒙古地区的札萨克、回疆的伯克、藏传佛教的高级僧侣。清朝时期，中央王朝力图延续羁縻式政策以加强对藏区的掌控，到了后期，无奈国力衰退，又遭遇外患，藏族地区的实际统治权就落到“三大领主”，即土司、头人、宗教领袖的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