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夸赞，东北我军“壮得厉害”
时间：2021-05-28 20:02:0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东北，涵盖现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于山海关以东，俗称关东，面积13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3800余万人（1945年前后计）。这里土地肥沃，平原、江河、雪山、林海构成四大自然景观，钢铁、煤炭、电力、粮食、铁路，既发达又丰富，十足担当“富饶”二字。
东北野战军，承前启后：抗战胜利后从东北人民自治军成立日起，到其后的东北民主联军、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及兼华中军区与中南军区，1955年中南军区改称广州军区。2016年1月，有着四野根底的广州军区、沈阳军区在军改大潮中随着战区的设立而被撤销。
奠基东北：11万人开赴关外
1945年8月，抗战的硝烟还未散尽，国共两党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生死搏斗在关外东北大地展开。当此之机，一次先遣探路、一个重要会议、一个战略方针、三项重大措施，决定了中共打开东北局面、并由此奠基的根本。
先遣探路：1945年8月13日，中共冀热辽区委、冀热辽军区在河北丰润县左家坞大王庄召开紧急联席会议，主持会议的区委书记、军区司令员李运昌根据广播中收听的朱德总司令下达的“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命令，决定亲率8个半团共1.3万人和地方干部2500人分东、中、西三路迅速开赴东北，第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先由东路率2500余人作为挺进东北先遣纵队，直驱锦州、沈阳一线。9月初，抵达沈阳的曾克林部经与苏军接洽后接管沈阳，缴获、接管日伪大批武器装备。9月14日，李运昌率指挥机关、直属团队5000余人进驻沈阳。曾、李实为探路先锋。
与此同时，主力退至中苏边境的抗联教导旅在苏联对日宣战后，纷纷随苏军进驻东北各地，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等抗联领导人积极组织建立中共党组织。抗联人员与李运昌部为中共后续大部队的开进做了很好地铺垫。
一次会议、一个方针：1945年9月14日下午（《彭真传》记为9月15日下午），延安王家坪，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就决策东北问题进行会商（毛泽东、周恩来正在重庆谈判）。上午乘苏军飞机刚刚抵达延安的曾克林（此时已任沈阳卫戍司令）由彭真接到会场，汇报东北现状，说：“东北到处是飞机大炮，枪支弹药随便可拿。”9月19日政治局再次开会，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这两次会议还作出进军东北的三大举措，并报经毛泽东批准实施。
第一。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代表中共中央全权领导东北党和中共组织一切活动，并处理一切问题”；第二，调派大批领导干部立即奔赴东北，此后，政治局委员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林彪、黄克诚、吕正操、万毅、罗荣桓、谭政、李富春、萧劲光、陈光、朱瑞等陆续进入东北，另有可组建一百个团的各级各类干部共2万余人；第三，从关内各解放区抽调大批部队海陆并进，赶赴东北（一些部队获知东北到处是武器，遂把自己的装备留在解放区，徒手开向关外），共计11万人。有人形容毛泽东、刘少奇是把“血本”押到东北了。
在开赴东北的各路部队中，为数最多的是新四军第3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部，达3.2万余人（黄克诚自述为3.5万人），这支部队老兵多、战斗力强，建制较完整。还有几支规模较大的部队为：李运昌部1.3万人；山东军区杨国夫率第7师约1.2万人，罗舜初所率9千多人，吴克华、彭嘉庆率约8千人，第1师师长梁兴初率所部7500余人。可以说，山东军区的部队（罗荣桓、萧华、梁兴初、罗舜初、吴克华、杨国夫等）、黄克诚的新四军第3师、李运昌部和晋绥联防军黄永胜部、文年生部，构成了开向关外部队的主体。
1945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高度评价这次进军东北“是有共产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是“又一个几千里的长征”。
1945年9月18日，彭真抵达沈阳，担任东北局书记，后兼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政治委员，“在东北解放战争头九个月主持东北局工作。”
受曾克林汇报影响，9月15日当天，中共中央向各解放区发电：“沈阳来人谈，东北各地秩序很乱，到处堆集武器物资，无人看管，随便可拿到各种轻重武器，任何人只要不打八路及中央军旗号，均可自由进入满洲，乘火车不要买票，扩兵极容易。我四个连进入沈阳一星期即扩大四千人，并收编了万余人之保安队”，“真千载一时之机”。中共中央要各解放区增派部队出关，陆地要“兼程急进”，海上要“星夜海运”。
彭真一到东北，便发现情况并非如此。9月21日、23日、30日，彭真连续致电中共中央，指出：苏军对各种设施和武器装备等物资控制甚严，“不准我搬用”，“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兵工仍在苏军看守下’，能否从苏军手中‘取得大批武器，还是个谜’。……‘曾（克林）在延（安）报告不确’。”“曾克林在延（安）报告我所控制之军火物资数量及我在沈阳之权力是夸大的”，“现尚无把握取得大批枪支武器……出动部队必须携带适当的武器，以便发展。”
黄克诚就没有让自己的部队“徒手出关”。他回忆说：“1945年9月23日，我接到上级命令，要我率新四军第3师主力三万五千人开赴东北。接到命令后，我即刻着手进军东北的部署。当时听说东北武器装备甚多，曾有个说法，要第3师北进部队把武器和装备留下来交给地方，说是到了东北就可以拿到新武器、新装备。”黄克诚没有轻信，依然命令部队全副武装上路……
此时，开进东北的中共部队比较杂乱：一是没有一个权威统一的指挥机构；二是来自于各个解放区，互不统属；三是驻地、防地不明确；四是武器装备短缺，许多部队都以为到东北就能全数“换装”，而没有带来自己原有装备，衣服被子也很单薄，难耐严寒；五是部队长途跋涉出关，“极疲劳”（黄克诚语）；六是对于大多数中共干部、特别是南方生长的军事干部来说，东北是人生地不熟，根据地也未建立，更不了解敌情。刚到东北的黄克诚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形容当时的情形是“七无”：“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