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带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的角色如何调整
时间：2021-05-05 04:01:4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12年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本科生科研创新活动资助项目
摘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旨在简化诉讼程序，提高司法效率，准确及时地处理案件。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立法的漏洞，尤其是各部门权力的分配问题，导致了一系列尴尬状况，不仅没有达到最初的目的，反而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传统的先刑后民模式，为侦查机关干预附带民事诉讼创造了条件。本文拟从限制侦查机关权力，促进公平正义为出发点，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改革提出建议。
关键词：附带民事诉讼，侦查机关角色，侦查机关的权力限制
一、侦查机关的角色
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言，侦查机关是附带民事诉讼的阻碍，关于这一点，笔者想通过一个案例来反映：
2009年9月18日晚10时左右，在龙马潭区打工的林永贵，被几个朋友邀约出去吃夜宵。19日凌晨1时左右，在龙马潭区柏香林附近吃烧烤的林永贵，误将邻桌一位客人错认为朋友，上前招呼后引起对方不满，双方发生纠纷，林永贵被杀死，其同伴上前劝阻受伤。凶手当晚外逃。
警方经过连夜侦查后，锁定了犯罪嫌疑人为小名“朱二娃”的朱国伟（28岁，古蔺县古蔺镇人）。在多方缉捕未果后，龙马潭警方将朱国伟立为网上逃犯，并悬赏5000元征集线索。
2010年8月初，林叶清被通知到公安分局。公安分局称，经过多次做工作，警方说服了嫌疑人家属设法筹措资金对林永贵亲属给予赔偿。“朱国伟家里也很穷，只好找亲友筹钱代为赔偿。”为了让朱国伟获得从轻处罚的机会，朱国伟亲属要求林叶清必须签署谅解书，才愿意给予赔偿。
从上述案例来看，侦查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并非我们平时所看到的，启动侦查程序，逮捕犯罪嫌疑人，移送起诉。相反，侦查机关在犯罪嫌疑人潜逃后，并没有积极的进行侦查和逮捕，而是寄希望于受害人“谅解”犯罪嫌疑人后，犯罪嫌疑人自行归案。在此情形下，侦查机关兵没有起到其应有的作用，为受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创造条件而只是作为一个协商的中介。犯罪分子明目张胆的向受害人家属提出谅解的条件，恍如商事活动的平等谈判。此时的侦查机关不仅不是维护正义的国家机关，反而沦为了帮助减轻犯罪分子刑罚的代理人，成为了当事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索赔的阻碍者。
二、侦查机关阻碍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因
（一）减轻自身义务
侦查机关阻碍附带民事诉讼，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减轻自身的义务，提高破案率。
我国公安部对刑事案件的破案率，尤其是命案的破获率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即我们耳熟能详的“命案必破”。各地公安部门在现实环境下，往往无法通过正规渠道达到如此高的要求，于是，为了提高业绩，达到标准，以变通的方式结案成为大多数地方公安的选择。
近年来，我国刑事犯罪率成不断上升的趋势，以现有的警力要侦破数量庞大的案件，明显是人手不足的。但是，在无法抓捕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侦查机关既要面对来自上级的压力，又要面对来自受害人及其家属的压力，为了减轻自身的义务，逃避职责，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斡旋以求破案，这种平衡压力的行为就成为了普遍现象。
（二）通过充当合法保护伞获益
从犯罪嫌疑人的角度来看，如何获取最大限度的减责是优先考虑的问题，除了自首，立功等情节外，积极赔偿经济损，获得被害人谅解也可减责。主要体现在以下规定中：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中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第五条规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规定“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等情况，可减少基准量刑的30%”
从上述规定来看，即使犯罪嫌疑人触犯的是故意杀人等可能判处较重刑罚的恶性犯罪，只要有足够多的减责情节，仍然可以获得轻判，在司法实践中，只要获得被害人的谅解，法院一般不会深究犯罪嫌疑人的责任，再加上自首和赔偿，犯罪嫌疑人实际承担的刑事责任可想而知。
有了需求，就有了市场。与黑社会组织的犯罪保护伞类似，侦查机关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合法保护伞。所谓合法保护伞，是指侦查机关在符合法律规定的限度内，为犯罪分子提供减责的便利。简而言之，提供这样的保护是没有法律风险的，从中谋取利益更是最为明智的选择，此即我们熟知的灰色收入。
三、侦查机关阻碍附带民事诉讼的条件
（一）先刑后民原则的影响
侦查机关能够阻碍附带民事诉讼，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我国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先刑后民原则。所谓先刑后民，是指在诉讼活动中发现涉及刑事犯罪的，应当在侦查机关对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查清后，由法院先对刑事部分进行审理再对民事部分进行审理，在此之前，法院不应单独就民事部分进行审理。相关规定见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可告知因犯罪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由此可见，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刑事诉讼处于主导地位，民事诉讼处于依附地位，刑事诉讼不存在，附带民事诉讼也就无从谈起。先刑后民原则明显削弱了民事诉讼的独立性，使得民事诉讼成为了刑事诉讼的附庸。此时，侦查机关相当于处在了附带民事诉讼的上游， 侦查终结之前附带民事诉讼是无法提起的，这就间接的为侦查机关阻碍附带民事诉讼创造了条件。
（二）受害人对赔偿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