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在少管所的成年人
时间：2021-04-29 00:03:0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多年来只见呼声,未见动作。这期间,人们看到不止是人之困,更有制度之困。
35岁的周凌光死在了少年教养管理所。
这一天正是2010年3月8日,本来再有不到两个月他就可以重获自由了。
半年前,周凌光在麻将桌上被抓进了派出所。因为他有赌博前科,罚款、拘留之后,他被收容劳动教养一年,原定教养截止日期是2010年7月13日。
不久,周凌光便阴差阳错地被投入了广州市少年教养管理所(简称少教所)。当时他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
2010年3月4日,这个被教养的成年人在少教所迎来了他最后一次探视。哥哥周仕光清晰地记得,当时弟弟看上去并没什么变化,身体很好,兄弟俩拉了半晌家常,“一边说,还一边笑”。
周仕光问里面缺什么,周凌光要了一条烟,一张IC电话卡。临别前,周凌光还让哥哥给媳妇带话,“叫她别来了,我马上就要出去了。”
从麻将桌上被抓走至今,周和媳妇已经大半年没见面了。
当天下午,周又给媳妇吴海英打了电话,“我4月底就出去了,你还上广州来干什么?在家照顾好小孩和老人……”
4天后的3月8日,中午12点29分,吴海英在化州老家接到广州市少教所打来的电话,起初还以为是什么好消息,不曾想,民警核实身份后,带来的却是丈夫的死讯——上午,周凌光心跳呼吸骤停,死了。
3月15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先后多次走访广州市少教所、广州市劳教所、广州市司法局、广东省司法厅,白云区检察院以及广州市政法委,但均无一个部门正面接受采访。
突然死亡的背后是一个并非偶然的制度。
始于1957年的劳动教养制度,是通过强制劳动,对有轻微违法行为又不构成犯罪的人进行教育的一种行政处罚。经过50多年的发展变迁,劳教对象已从最初的教育改造“六类人”增加到目前的“十类人”。
而周凌光正是因为“赌博,屡教不改”,被归为其一。
2003年,辽宁省葫芦岛市劳教学员张斌惨死劳教所。之后,舆论检讨劳动教养制度的呼声始终未歇,而多年来效果始终不显。这期间,人们看到的不止是人之困,更有制度之困。
被教养的人
周凌光是广东茂名人。2003年来广州做生意,说是生意无非就是搞点废品回收。他育有3女2子,家里所有经济来源,全靠打工的微薄收入。周住在天河区石溪社区出租房里,月租250元。闲时打打麻将消磨时光,这几乎是外来者平时仅有的“娱乐活动”了。
2009年7月14日,下午3点左右,10多个民警突然出现在天河区石溪社区。他们是来抓“娱乐”的。社区有家士多店,有两张麻将桌,这里是一帮外来者的娱乐点,大家“三五元一炮”,有时候娱乐一天比收废品挣得多。这里,也是民警眼里的“赌场”。
正在“搓麻”的周凌光被天河区公安分局的民警抓了现行。包括士多店老板在内,一共5个人被送往派出所。2003年,孙志刚就是被天河公安分局的民警带走后再也没有回来。
周凌光一伙4男1女当晚被送到派出所。女的10多个小时候后获释,剩下4个男的总共罚款2000元,并处以行政拘留10天。而让被拘留者袁洪富至今都不明白的是,“小赌怡情”也会被拘留。据他讲,当时邻桌也打麻将,但数额只有一两元,却相安无事。
进入2009年,伴随着亚运会的临近,广州警方打击“黄赌毒”的力度不断加大。此前,一些相安无事的小赌也被列入加强打击的范围。据统计,2009年上半年,广州警方查处和行政拘留“黄赌毒”人员的比例,同比上升三成。
2009年7月25日,拘留期满,袁洪富等3人按时获释。但一同进去的周凌光,却从拘留所转到了广州市少年教养管理所,原因是,周凌光赌博不是一回两回了。
而作为典型,周凌光被收容教养后,对其他外来者起到了震慑。此后,石溪社区的老乡们就很少打麻将了。袁洪富迷上了台球,时而带些彩头。
广州市少教所建于上个世纪80年代,是广州八家劳教所之一,归广州市司法局、劳教局管理。1957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对“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等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等四类人实施劳动教养。
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之一,劳动教养自此成为《刑法》中没有、但却实实在在限制人身自由的一类行政强制措施。
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劳教所,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机关,是改造人、造就人的特殊学校,也是特殊事业单位。
而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不经过法庭的审判。
根据1999年《中国劳动教养》的统计,全国共有劳教场所310多个,共收容劳教人员31万多人。截至2006年,广州市劳教系统总共接收了7781名劳教人员,劳教人员数量超过了很多省、市、自治区,甚至超过了山东、河南这样的大省。“在全国劳教系统占很大比重,这有力地说明了广州在全国劳教工作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时任司法部劳教局局长李如林评价。
同样截至2006年,广州市劳教系统连续4年实现“四无”(无逃跑在外、无自杀、无重大案件、无重大安全事故)。
制度之困
吴海英得知丈夫被劳教的消息时,周凌光已经被送进了少教所。2009年7月下旬,天河公安分局将材料邮寄到周凌光在化州的老家,一式两份,《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和《劳动教养决定书》。落款是公安局和广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而劳动教养期限,从2009年7月14日至2010年7月13日。
广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是由广州市司法局、公安局、劳动局、民政局以及财政局等多部门组成,其中以公安局为主。
劳教决定书的末尾这样提示,“如不服本决定,可向广州市政府或广东省劳教委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吴海英最终放弃了,她的疑问来自于投诉无门,也来自于投诉的无力。这件事给这个女人做了简单的普法教育,那就是打麻将=拘留15天+罚款+劳教1年。
这些年学者们普遍质疑劳教制度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劳动教养是对违法人实施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却不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而直接由公安机关作出决定,缺乏必要的监督,《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虽然规定了检察院有监督的权力,但也没有具体的程序性规定,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朱征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朱征夫是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在他看来,劳教制度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法律依据和决定程序两个方面,一是劳教制度涉及限制人身自由,没有宪法依据;再是劳教制度与《立法法》与《行政处罚法》等上位法明显冲突。
针对此,这些年关于废除和改革劳动教养制度的呼声始终未歇。
2003年4月,辽宁省葫芦岛市劳动教养所劳教人员张斌命案发生后,舆论开始聚焦劳动教养的问题。律师李方平撰写了《人身自由权利(劳教)报告》。
是年6月,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胡星斗教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对劳动教养的有关规定进行违宪违法审查的建议书”。
8月,时任广东省政协委员的朱征夫博士,曾向广东省政协提交一份“关于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提案”,这份提案得到了广东多名专家学者的支持。
2004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示已将劳教制度改革列入议程,代替它的《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正在规划。2005年3月全国人代会上,在呼吁改革劳动教养制度的议案上签名的人大代表达到420名,超过全部代表的14%。2006年3月全国人代会期间,中国农工党湖南省委副主委黄琼瑶建议取消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理由是劳动教养已经不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不符合法治精神,与我国多部法律相违背。
